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后疫世界,政府能力很重要
作者:林让均
2020-05-11
摘要:新冠疫情失控,拖垮全球经济。世界各国领袖,如何挽救疫后新世界?


纽约现在很糟!缺少口罩、呼吸器,不时传出医护倒下!美国疫情失控的关键就是失灵的国家机器,而总统特朗普要负最大责任。

新冠病毒带来的重要一课,就是我们需要一个有能力的政府!特朗普一贯不相信科学,不发挥政府功能,还经常扭曲事实、混淆讯息。

因此,在疫情爆发的紧急时刻,更加剧这些恶果带来的负面影响,真不敢相信,短短三年,一个人与其团队,就让美国衰弱至此!

 

经济冲击将比2008年大

不过,“特朗普现象”只是体制失序的一个结果。

过去40年,由市场派主导的经济架构,已大规模颠覆市场、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平衡,导致经济增长趋缓、社会不公义。而这也使得美国在面对疫情时,更加脆弱。

新冠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冲击,将比12年前的金融海啸来得更大!这场瘟疫目前还看不到尽头,而且病毒肆虐全球,规模与冲击势必比2008年由美国引发的金融危机来得更广而深,将对人类社会造成各种不可逆的影响。

如果疫情再继续延烧,那么全球经济走势将非众所期待的V型反转”,而是复苏牛步的“U型反转”。即便疫情结束,全球也不会快速恢复原本的市场供需,因为供应链可能断链、供给无法到位。另一方面,民众与企业可能因为前景不明,而吝于消费与投资,需求大打折扣。

在于疫情之下将加剧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的状况,导致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失控而缺乏规范的金融秩序、以及不断增强的市场操纵力(market power)造成全球金融海啸之后更加明显的“1%所有、1%所治、1%所享”极端现象。

 

大市场迷思,加大贫富鸿沟

我们需要回归经济学的起点,重新省思当初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当时斯密笃信“市场有双看不见的手”,认为市场机制会自动平衡所有的供需,这种“大市场”的论调也是近40年来经济的主流思惟。

因此,经济学家多认为社会发展到一个阶段,自然会有财富“下渗(Trickle down)效应”,较底层的民众也能改善生活。这就是一种寻租(rent-seeking)现象:通过剥削劳工与弱势,让财富集中在富人身上。说起来,这也是一种财富重新分配,但却是让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并非创造财富、把饼做大,让所有人共享繁荣。

250年前,斯密写《国富论》时,并未指出国家财富从何而来。但国家的财富来自于科学与技术的推展,以及社会组织的健全与协力。

我们需要重新拟定社会契约,推行更加进步的新资本主义!在进步版的资本主义(progressive capitalism)中,政府扮演最重要的角色。

政府功能主要有四个。

首先,进步的资本主义虽然仍以自由经济为运作核心,但政府必须对市场适度规范;第二是提供基本公众资源,例如教育、健保;第三,建构有效的社会保护网;第四,补足自由市场机制下的缺口,例如帮助民众拿到助学贷款、企业融资。

如果上述四个功能没有到位,除了让社会公义更加倾斜,还会拖累全球经济发展。因此,不论贫富,没有人是局外人。

在新冠病毒这个“看不见的敌人”之前,政府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补足健保防护网。病毒提醒我们国界的重要,而最大的、最重要的政治单位仍然是国家!要管制疫情,必须封锁边界、统整与分配资源,而这正是政府才能做到的。各国政要应借此重新思考政府角色,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

许多人担心此时政府权力过度扩张,可能戕害人权与民主。但必须有健全的非营利机构、人权机制与各种社会组织,才能对政府有更多监督,也活络公私协力的空间。

人们应该从全球性的灾难中学到教训!通过重新拟定社会契约,在更进步的资本主义中,重建一个个勇于承担、法治自省的效能政府。而这正是疫情过后,人们最需要的重生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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