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此前国家储备局局长曾宣称，刘其兵不是该单位的人，他在伦敦的巨额空仓单也未经授权，仅是其个人行为。也就是说，国储局根本无需为刘的亏损买单。

　　据称，刘其兵之所以被国际和国内市场认为代表国储进行期货交易，原因在于多数人将国家储备调节中心认为是国家储备局的下属单位，而刘的职务是国家储备调节中心进出口处的处长。也正是由于这样的误解，调节中心在国内和国际期货市场进行期货交易，经常被认为是政府行为。

　　国家发改委以及调节中心的官员向记者证实，储备局和调节中心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同级单位。

　　“他们一直是为自己在进行交易，因为他们是自负盈亏的企业。”一位消息人士透露，他的亲戚在国家储备调节中心上班。他证实，刘其兵被派驻伦敦做期货已有“若干年”，而此前，他也是国内期货市场的“熟面孔”。一位接近国家储备局副局长的人士称，包括在境内期货市场的操作，都是调节中心自己的行为，国储从没有委托其进行期货市场的运作。如果事实果真如此，政府显然也不必为刘其兵以及他所在的自负盈亏的物资储备调节中心买单。

　　但事实真的如此么？刘其兵崛起于国内市场，难道这起“祸起伦敦”的事件和其在国内的作为没有关系么？答案是否定的。据相关媒体披露，从2003年开始，国储调节中心在国内通过中粮期货的通道做多，而铜价的行情也的确是在不断上涨。有分析认为，按运作方的实力，其完全可以对市场产生足够影响，所以它在国内市场获利颇多，据称“超过7亿元人民币”。而“在国储获利的同时，显然另有他人搭上了国储做多的顺风车，通过设在华夏期货的老鼠仓赚了三四亿元人民币”。

　　据报道，来自华夏席位的老鼠仓与刘其兵及他的三位同事关联度最大，相比在LME的20万吨左右空头头寸，国内老鼠仓的事情更为严重。如此看来，刘其兵的“失踪”并非简单地起源于伦敦市场的“自主做空”，其背后的真相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