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顿说，美国的投资者通常在他们的股票和债券组合中有13%是外国股票。他建议投资组合中75%用于股票，25%用于债券，其中外国股票至少要占到总数的20%。“如果我觉得投资者应（在外国股票上）投资更多，我会这么建议的。我只是认为，从几个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更有意义。”

他说，在日本和德国，有些行业，如汽车制造业，要比在美国健康。核电工业在法国很强大，在美国就不强。“你要考虑这些产业强弱的因素。”马斯顿还认为，美元最终会因为其现在的财政赤字等因素而下跌，使得外国股票用美元计算更有价值。“作为外国股票的投资人，我将从中获益。”

然而尽管马斯顿相信美国股票进行指数化管理是个好方法，他还是认为在外国股票上实行主动管理可能会更好点。他说，许多国家的政局和社会不稳定，而且很多国家处理经济问题的速度很慢。比如日本，在明显必须要进行的银行改革问题上拖拖拉拉。“你需要有一个主动经理人，因为他们会决定主动撤出一个国家。”而指数经理人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仍然会坚持自己的国家权重。马斯顿补充说，外国市场的效率仍然很低下，足以让经理人能赚回的钱比寻找低价股的成本更多。

赫林对此表示怀疑。他说，对外国（尤其是那些不太发达的小国）公司进行研究的花费很多。很多国家的交易费要比美国高多了，这进一步拖累了主动经理人的投资组合，因为他们买卖股票要比指数经理人频繁得多。

他还说，许多国外市场受流动性问题的困扰，其流通的股票数量小，交易人数有限。这意味着，一笔大的交易（比如像共同基金经理人做的那样）就可能会打破供需平衡。股价会因为一个经理人的买卖而涨跌，减少了交易利润。

赫林认为，最后一点，美国人对外国股票的热情使得证券公司的分析师遍布全世界。结果就是主动经理人要想挖出宝贝股是越来越难了。

马斯顿、西格尔和赫林都提出，在过去几年中，由于外国的股票市场和国际投资机会变化如此之大，很难从有关指数管理与主动管理的数据中得出可靠的比较结论。

但是他们都同意，美国的投资人应该在外国股票上好好搏一搏。跟他的同事们不同，马斯顿相信主动经理人仍然可以挣到钱。但是他也补充说，不管他们相对于指数经理人有什么样的优势，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也会缩小。“我相信，那些大的蓝筹股的定价将逐渐地更有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