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的GDP增长数字未必能够说明什么，真正令人担心的是这一数字背后折射出的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问题—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货币信贷投放过多。

数据显示，我国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9.8%，新增贷款达到了全年放贷目标的87%。由此可见，坚定不移地坚持宏观调控，将是长期而艰难的任务。

不可否认，从宏观总量角度来看，当前投资和信贷过快增长的直接诱因在于国际收支不平衡：随着出口扩大，大量美元涌入中国，导致外汇占款最终以银行贷款的形式进入经济流通领域，致使本已过热的投资进一步膨胀。

但往更深处探究，出口拉动型的增长方式以及弹性不足的汇率制度，本身也是一系列经济变量的结果，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水平不够高和经济结构失衡的双重作用下，上述问题的出现几乎是必然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坚持认为升值并非药到病除之良方的原因。事实上，自2005年7月21日汇改以来，人民币币值已经升愈3%，但是贸易顺差仍然屡创历史新高。更何况，因为大量约束条件的制约，短期内中国汇制改革的空间也是有限的。

因此，遏止中国经济过热仍然要从内部入手。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提高消费水平始终都是宏观经济政策的立足点之一，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冀望于短期内大幅提高居民消费，恐怕并不现实。扩大内需的关键，仍然在于如何针对越来越严重的产能过剩，以新的投资方式，寻找新的投资领域。

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则之一是有保有压、区别对待，既要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过度投资盲目发展，又要切实加强和继续支持经济发展中的薄弱环节。这是一个正确的决策，根据以往多次调控最后往往出现反弹、反复的教训，简单的、一刀切式的“管住土地、管住银行”的做法，很难实现期待中的经济结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可以明确的是，随着中国经济开始进入人均GDP1000-3000美元阶段，下一步的发展尤其需要借助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力量。

譬如说，从投资管理体制角度看，近年来投资增长压不下来（其实主要是投资质量提不上去）的根源之一，与政府作为投资调控者与投资主体这双重角色仍未根本解决不无关系：一方面，作为监管者的政府要适时出台政策，调控投资活动，以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运行；另一方面，作为投资者的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又要直接或间接参与到具体投资活动中来，其行为目标又是GDP（或财政收入）的最大化。这种双重角色关系模糊和定位不清，很容易导致相当部分政策效果大打折扣。

不过，两年多来的宏观调控还是让我们看到了良性态势的出现，最起码，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措施身体力行了协调发展、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一步应该着重考虑的问题是，在此理念指导下，地方政府的政绩观该如何修正、市场经济主体的理性该如何体现，以及金融体系的守门人作用该如何发挥，等等。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了，困扰中国经济多年的高增长低效率难题才能给予根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