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日方说，在转变增长方式、创造新的增长源泉时，应当充分利用中国当前劳动力无限供给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劳动率递增延缓的缓冲时间，最大化就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同时发展教育与培训，加快劳动力转移，同时还要创造条件，清除劳动力转移障碍，包括现存的制度性障碍，保持劳动力增长源泉。   

    正当中国人大多认为，中国啥都缺，但惟独不缺乏劳动力时；正当中国大量的人力资源被闲置：许多劳动年龄人口下岗、许多大学生就业困难时，有人口学家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耗竭。曾经有过的一些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的预测认为，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最高、增长最快，而且可以一直增长到203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研究与此项结论大相径庭：中国的劳动人口平均增长率并不很高，事实上，今后一段时间内，甚至不如发展国家的平均增长率，后者的数字为1.1%，而中国仅仅是0.4%。蔡日方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增长率，现在已经开始以极快速度下降。

    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

    为什么中国经济能持续保持高增长？这一中国奇迹出现的因素何在？从人口学家的角度考虑，人口，其中主要是人口结构对经济增长是有贡献的。蔡日方认为，人不仅仅是消费者，也是生产者。蔡日方解释说，人口学家所谓的“人口红利”的含义即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口不断提高带来的高生产率与高储蓄率导致的较高的资本积累。当前，我国可以获得的人口红利对G D P增长的贡献率占到了26.8%。

    应当说，人口红利对于经济增长是正相关的。从中国20年的经济增长分析，蔡日方得出以下数据：1978年到1998年20年间，物质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28%；劳动力(不含人力资本)的贡献率在24%；教育程度提高形成的人力资本，贡献率为24%；劳动力转移的贡献率在21%。

    而劳动力的数量无疑是受到人口数量的约束的。由此，蔡日方称，人口转变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不在人口的增长速度和人口总量，而取决于人口的结构。人口结构较好，社会就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给。蔡日方的研究正是表明了这一点。以“总抚养比”做人口年龄结构指标进行研究，蔡日方的结论是，1983年至2000年中国总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贡献率在26.8%。蔡日方的研究同时还表明，抚养比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中国人均G D P则上升0.116个百分点，反之相同。

    国外也有基本相同的研究结论：被美国兰德公司相关研究称之为东亚奇迹和新大陆国家奇迹的是，从1970年到1995年间，在东亚诸国超出常规的高增长率中，由劳动年龄人口高比重所做出的G D P贡献比例高达1/2至1/3；北美新大陆开发之初，人均G D P增长率比旧大陆高出部分中，大约为90%至100%可以归于富有生产性的人口结构优势。

    蔡日方举例说，为什么东亚没有明显的技术进步，但还是走向了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最后最终走向了以技术进步促使经济发展的道路？就是因为它的人口结构较好。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是，前苏联没有此项优势，则经济增长趋向迟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