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尔森的上海讲话，在我看来是一篇关于中国金融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它留下的“上海命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玩味。

    “保尔森命题”中有两个基本思想：开放和发展的关系、中国金融业的开放在中美战略经济合作中的双赢效应。我认为，后者更为重要。

    事实上，开放和发展的关系还没有一个定论可言。尤其是保尔森一针见血所指出的中国金融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消费者投资渠道单一、产权制度和信息披露机制和渠道缺失、清晰透明的金融监管机制不完善，企业进入市场门槛过高、公司治理机制和功能的薄弱、金融机构历史负担过重、监管不到位、风险分散手段和机制不健全这些微观经济主体之间还缺乏良性互动的环境下，金融开放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外国投资者的担忧会让他们保持在成熟市场中的理性投资方式吗？

    环顾周边国家的金融发展，无论是上世纪90年代东南亚国家大范围的金融开放，还是日本泡沫经济崩盘后的经济萧条和经济恢复，都无法简单判断金融开放对金融发展的积极意义。在东南亚国家开放金融业的时期，大规模的资本流入在高收益和低风险的目标驱动下，纷纷选择向保护和监管不严的银行业短期贷款，而不是像在成熟市场中那样，展开全方位的金融业服务和资本运作。于是，外资机构的这些短期投资行为，非但没有提振东南亚金融业，相反银行业对资金的使用更加随意，道德风险问题也日趋严重，最终项目的失败和外债的清偿能力的削弱，造成了外国投机资本的套现离场，引发了直到今天还值得我们深思的东南亚金融危机。

    10多年前，日本放松外资管理，期待能通过引进战略型的海外投资者，在自身缺乏竞争力的金融业内，提高公司治理能力和产品创新能力，但结果不尽如意，有些外资金融机构的接管，更大的目的是在资本市场上能够“卖”一个好价格，其结果是公司不断被更名、经理层频繁更换，严重影响了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的形象。

    可见，在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环境中，对外开放和金融发展会产生良性互动，而在一个不健全的市场环境中，开放有可能加剧金融资产价格的波动。所以，中国目前首要的问题是改变市场环境，加快金融业发展。而匆忙的对外开放，对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很可能带来负面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