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际上，相比1996年，在世界上所有主要经济体以及那些拥有巨额经常账顺差的国家中，只有中国的实际有效汇率出现了小幅上升，换句话说，中国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其实是被削弱了。”对于其他三个同样有着巨大顺差的国家———日本、德国和瑞士，尽管其官方都被认为是实施“自由浮动”汇率制度，但其币值相比过去实际上是下降了。

    鉴于日本和瑞士等国的教训，素帕差指出，认为“汇率自由浮动是解决外部失衡问题的唯一可行途径”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反，他指出，中国当前推行的宏观经济政策旨在提高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如果最终得到很好落实，这样的做法有助于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再平衡，从而减少过高的贸易顺差。

    记者观察

    新兴经济体亟待实质参与IMF决策

    尽管在去年的年会上，IMF通过了提高中国等四国投票权的决定，但相比美国的近20%和西方七国累计近50%的投票权，中国不到3%的投票权仍少之又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也一样。这在实际上也剥夺了占全球经济比重越来越大的发展中国家参与IMF汇率安排等重要决策的权力，一定程度上也加剧了全球失衡。

    联合国的最新研究报告指出，之所以会出现自由浮动反而引发人民币贬值的情况，是因为“缺少实行多边汇率制度的有效机构安排”，也就是说一国汇率水平应基于国际体系，而不是仅仅反映国内因素。“这就牵涉到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改革。”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素帕差向IMF和世行会议表示。

    事实上，尽管美国力推IMF加强汇率监管职能，但当前IMF的汇率政策监督并未有效针对主要的顺差和赤字国家。相反，IMF仍只局限于其最贫穷的那些成员国和一些新兴经济体。“但问题在于，这些国家目前在IMF中所获得的实际发言权和参与决策的权力严重不足，所以这就迫切需要IMF对其投票和份额体系进行彻底改革。”素帕差说。

    专家指出，IMF未来的份额和投票权改革应该适应世界经济的最新发展，必须全面反映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贸易和国际资本流动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以及这些国家占全球实际产出和人口的不断增加的比重。

    IMF目前的投票权分两部分：基本投票权和加权投票权。出于公平考虑，IMF给予每个成员国等量的基础投票权。但加权投票权则不同，依各国缴纳份额而定，多缴多得，而份额又是根据一国的国民收入总值、经济发展程度、战前国际贸易幅度等多种因素确定的。

    正是受到这样的双重机制影响，时至今日，发展中经济体在IMF中的话语权已严重缩水。从1944年成立以来，IMF的投票权总量增加了37倍，而基础投票权在总投票权中的比重则从当年的11.3%下降到如今的2.1%。“一国一票”的原则已彻底让位于“一美元一票”甚至“10万美元一票”的原则。

    素帕差指出，IMF投票权改革对发展中世界来说至关重要。尽管在去年的新加坡会议上迈出了调整的第一步，并且同意将基础投票权扩大一倍，但当前的体系仍对发达国家有利。“投票改革不应该仅仅着眼于短期的调整，而应该引入一种固定机制，在中长期内随着世界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作出相应调整。”

    针对基金组织的份额和发言权改革问题，代表中国出席会议的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指出，改革要同时实现使份额分配反映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和加强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的发言权两个根本目标，改革结果应更好地反映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