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6月30日到7月1日的那个雨夜，查尔斯王子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见证了英国国旗降下、中国国旗升起。自那以后，香港经济顶住了亚洲金融危机和“非典”(Sars)的肆虐，以空前的繁荣与活力崛起。

2003年“非典”过后，支撑香港经济和当地多数大亨财富的房地产行业飞速发展；在大型中国公司上市的推动下，香港股市正接近其历史高点；司法仍然独立，媒体依然自由。

对香港人来说，最大的失望就是特区政府未能实施全面的民主，或者宣布这样做的详细计划——尽管特区小宪法——基本法(Basic Law)中承认，普选是“最终目标”，而且基本法赋予香港“高度自治”。

北京的干预，成功地延迟了香港的民主化进程。而特区政府的怯弱和多数商界领袖的纵容，使这种干预更容易实施。中国共产党与其香港的盟友很幸运，因为自2003年的大规模抗议游行以来，香港的经济增长和日益繁荣的局面，已使民主化示威活动自然降温。英国人也无法高声抱怨，因为在他们1997年离去前，香港也缺乏民主。

但现在，一个不民主的香港需要问一问，作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它究竟“特”在何处。集装箱转运贸易正向内地港口转移，比如深圳的盐田港，那里的成本较低，离工厂也更近；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正将地区总部放在北京或上海，而不是香港；北京正要求中国企业在内地上市，这同样也是香港在付出代价。

答案是，就各种各样的金融服务而言，香港仍是中国和东亚大部分地区合理的中心，而稳健而公正的司法体系，意味着至少在未来10年内，这种状况很可能仍将延续下去。

香港应当努力捍卫其优势——包括自由和法治等，并通过加速代议制民主的到来而获得更多的优势。若非如此，它可能成为中国又一个沿海城市——尽管这个城市碰巧被英国殖民统治了一个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