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义乌模式 市镇经济 市场经济 区域历史

　　作者包伟民，男，1956年生，浙江大学历史学教授；王一胜，男，1970年生，浙江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杭州 310028）

　　义乌市地处浙江省中部，人口66万，土地面积1102.8平方公里。80年代以前义乌是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地区，改革开放之后，随着小商品市场的兴起，带动了服务业、工业、农业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推进了城镇化和现代化的进程。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119.24亿元，按现价计算，比1978年增长92.2倍，经济年均增长率22.9%，1995年成为全国百强县市，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排名百强县第49位。义乌20年来日新月异的变化堪称奇迹，可视作中国地区经济快速发展的典型。此前，学术界已把义乌这种工业基础比较薄弱的内陆地区，通过发展商贸业而带动工农业现代化的经验称为“义乌模式”①。但目前的研究对义乌模式产生的深层历史原因仍嫌关注不足，关于义乌市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远意义，也少见讨论。本文试图以长时段的视角来考察义乌的发展，并把义乌放在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中审视，以凸现它所蕴含的独特性和普遍意义。

　　一、10世纪以来中国市镇经济的发展与义乌小商品市场的起源

　　从10世纪的宋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有了较快的发展，主要表现是：随着农业的商品化与专业化程度的加深，货币经济发展，日用商品在流通中比重加大，农村地区商业聚落市镇勃兴，城乡市场体系雏型形成等等。对于宋代商品经济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学者的看法颇有分歧，或曰宋代中国发生了一次商业革命，②或曰它是中国古代长期发展过程中一个相对活跃的时期。③不管宋代是否出现了一个全国性商品大流通的变革，可以肯定的是，区域性商品流通比之前代是大大加强了，农村地区商业聚落市镇的大量涌现是一个很好的证明。④或者我们可以说从10世纪以降，中国的部分农村地区开始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形态——市镇经济。
所谓市镇经济，就是指以一个商业聚落为中心所形成的农村经济圈，在这一个经济圈内，农业生产从以往相对封闭、单一的形态，转向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介入市镇这个商业中心的交换活动来维持。作为商业中心的市镇之所以能成为小农经济的载体，是因为这时的农业中经济种植业、农副业和手工业的成份扩大，农民到集市中可供交换的商品增多了，传统的集市已无法满足农村中商品经济发展的要求，因此在小集市的基础上产生了市场辐射能力更强、商业化组织更为严密的市镇网络。
　　义乌地处浙江金衢盆地的东部，金华江流域的东阳江中游。唐宋之间，金华地区以陂塘为中心的小规模水利工程建设广泛展开，使该地区的农田和人口数量不断增长，并促进了养蚕、种茶、果树栽培、养鱼等农副业的发展。⑤又据1984年出版的《义乌县地名志》对义乌小商品市场主要发源地义乌东部的地名调查发现，有不少地名与经营农副业、手工业有关，并形成了一些商业市镇。如“张家园、杏园、大元”以经营大片菜园和果园而得名，“如铺”以木材市场而得名；又如该地区在宋代制陶业相当发达，在葛塘村西部出土的宋窑占地约4-5亩，“光耀境”村祖先姓金，以制陶器为生，人称此地“缸窑金”，“陶店”则因祖先以制陶为业并设店销售而名。“洛店”因住民有制作锡器的传统手工艺而得名，“王店”、“罗店”、“下华店” 则以该村祖先设店经商得名。⑥又据义乌民谣《山花梨》和《绞糖歌》可以看出，该地区还是义乌名产山花梨和红塘的产地。⑦我们虽然无法断定这些地名和民谣产生的时代，但至少可以推断该地区自宋代以来商品经济就比较发达。
　　明清时期中国的市镇经济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商业市镇的数量增加，规模扩大，民间小商贩组织大量涌现，商运路线进一步开辟。民间小商贩一般不走水路，以免关税之征，而只是肩挑背扛走陆路，沿途叫卖做小本生意。义乌的“敲糖帮”就是这样的组织。据传说明代戚继光在义乌招兵抗倭，战事结束后，将这批兵员谴回原籍。这些退伍归来的老兵无田可种，于是利用义乌的红糖制成糖片或糖粒，挑着糖担，摇着货郎鼓，到外地沿门挨户叫卖。⑧然而据文献记载，当时义乌还没有蔗糖的生产，这时的糖应是麦芽糖制作的。清朝初年，蔗糖种植和木制糖车技术从闽越间传入义乌，⑨义乌红糖与外地杂货间的交易因此逐渐展开。至乾隆（1736-1795）年间，全县“敲糖帮”已约有糖担万副，并且逐渐形成了“鸡毛换糖”的交易特征。义乌人用红糖从外地换来鸡毛、鸭毛等，当作农田的肥料，以提高农业产量。上等的鸡毛、猪鬃还可加工成日用品或工艺品。同时糖还可换各种废旧铜铁或古董，然后转手出售以赢利。
　　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海外市场的开放，国外资本和西方的现代工业技术传入中国，铁路的修筑和现代工业制度的冲击改变着传统的市场体系，社会许多方面都展现了经济现代化的迹象，但是传统的贸易集镇向现代贸易中心地的变革还是非常缓慢，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还没有确立起来。10 此时的义乌“敲糖帮”还仍然是小商贩组织，但随着日用小商品的生产和需求的增长，它也发生了一些实质性的变化：一是所卖之物已主要不是糖了，而是针、线之类的日用小商品，对象也主要从儿童而变为妇女；二是贩卖的路程由近而远，并且由市镇深入到乡村，南至广东，西至湖南，北至徐州。
　　1949年以后，共和国政府通过建立国营商业企业和供销合作社，改造个体商贩，从而逐步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商业流通，但各类市场仍然遵循着传统的程序运行，新的商业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与私商并存。11 义乌的“鸡毛换糖”因为所换之鸡毛用于农业生产，因此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允许其存在。70年代以后，由于沿海的乡镇企业和个体加工业的兴起，他们需要有推销自己产品的销售渠道，于是义乌的商贩们便承担起这种角色，当时内地供销社的小商品货源比较紧张，这样，义乌的商贩们开始了向内地批发小商品的生意，1978年以后，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包伟民通过对江南农村经济与市镇发展的关系考察而发现：
　　维系市镇繁荣的关键，是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以家庭为基础的个体经营生产方式。无论是前近代耕织结合的农业经济，还是近代江南传统纺织业被破坏后兴起的种种加工业，无不以家庭为生产经营的最基本单位。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末，中国政府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从大跃进到重新回归的历程，更生动地说明了家庭个体主义顽强的生命力和非凡的适应性。正是由于生产的这种个体性，才需要有一个集中交流的市场，这就是市镇。……20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沿海地区个体经济的勃兴，各地无数个工业品和农产品专业市场因此兴起，并进而带动了农村市镇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进程的历史，正是20-30年代江南市镇现代化运动的继续。12
　　在人民公社制度时期，义乌“鸡毛换糖”的农民曾算过这样一笔帐，1斤鸡毛可以增产粮食3斤，而1斤上等的鸡毛可卖2元现金。平畴公社新兴大队在1978年春节前后20天左右，出动70副挑糖担就回收鸡毛1万多斤，其中可用于加工的红毛2000斤，价值4000元，用于做肥料的8000多斤。13 按照当时的价格计算，这笔帐中的利润已相当可观，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义乌世世代代从事个体经营的挑糖担能够克服千辛万苦开拓市场，最终建立了辐射全国的小商品市场，因此实现了市镇经济向现代化的市场经济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