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蒙•菲尔普斯(Edmund Phelps)是一位生性好斗、年过七旬的美国经济学教授，以其对欧洲发展前景犀利的嘲讽而闻名。作为这样一位人物，他选择在一家纽约餐厅用午餐显得较为保守。Isabellas餐厅地处上西区一座七层高、带有金属火灾逃生口的红砖建筑底层，餐厅里满是享用着美式食品的父母和孩子。明亮的餐厅可以俯瞰对面的学校。
这位2006年诺贝尔(Nobel)经济学奖得主来得非常准时。菲尔普斯生于1933年，又高又瘦，笑得很灿烂。他穿着一件浅绿色格子图案的夏装夹克，打了一条棕色领带；一头银发梳理得整整齐齐。他最近在世界各地跑了很多地方，刚从圣保罗回来。他看着菜单说：“重新和我的祖国建立联系挺不错。”
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随着他愉快地接受了女服务生的建议，先来一杯加利福尼亚白葡萄酒，我的希望油然而生：这将是一顿快乐的午餐，而不是一场智力方面的挑战（我曾为此担心：他20页网上自传笔记的前5页全都是数学公式）。菲尔普斯住在纽约上东区，“在我变得非常忙之前”（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会乘坐M4公车穿过第110街，然后向北到达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所以，实际上，位于哥伦比亚大学以南30个街区的Isabellas完全偏离了这条路线。“这不在我公车路线之上，”他笑道，“但我是个爱冒险的人。我经常到公车路线以外的地方。”
从传统上讲，诺贝尔经济学奖所认可的是几十年前完成的、但今天仍适用的成果。菲尔普斯获奖，是由于上世纪60年代末取得的成果，它颠覆了当时认为通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稳定关系的传统观念——从而挑战了这样一种想法：政治家们可以接受一定程度的失业和物价上涨。但菲尔普斯还因其对欧洲大陆“社团主义”(corporatism)的批判而著名，他认为这种“社团主义”妨碍了创业者和金融家之间的互动，导致欧洲依赖从美国进口的观念和技术。这就是他对欧洲大陆过去10年增长不尽人意的解释。
自2001年起，菲尔普斯开始担任资本主义和社会中心(Center on Capitalism and Society)主任，总部设在哥伦比亚大学。这是个经济论坛，探讨是什么促使商业想法可以在一个国家的经济成功中开花结果。
女服务员回来给我们点菜。我们俩都选了玉米浓汤作为头菜。然后，他选了自己经常点的马里兰蟹饼三明治。我则听从他的建议，选了一款科布沙拉，这是一款混合了鸡肉和羊乳干酪的菜品。女服务员称：“科布沙拉里有很多东西。”菲尔普斯告诉我，这种东西是在曼哈顿发明的，不过后来的研究显示它源自于加利福尼亚。
菲尔普斯觉得，他目前所处的事业阶段“让我可以想怎么激进，就怎么激进。因此我现在有很多关于资本主义的有趣想法，而且在尝试设想怎样重写经济学，才能抓住这个体系的核心。”他解释道，传统经济学将世界视为一个管道系统。“它根本上植根于均衡思想——事情按照人们期望的那样运作。”然而，资本主义现实“却是一个无序体系。创业者只拥有关于未来最模糊的图景，他们对此下注；同时还存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撬动这根或那根杠杆时，会出现他们想象中的结果——这就是结果不可预知的法则。这不会出现在经济学教科书中，而我职业生涯后期的任务，就是将它们写入教科书。”
那款奶白色的汤上桌了，我将话题转向了欧洲，菲尔普斯认为欧洲注定总是跟在美国后面；再者，缺乏创新使工作索然无味，难以令人满足。“我不羡慕欧洲等着看在美国发生了什么，然后再花费资源去采纳这种或那种新型商品或技术，”他表示，“我只是认为，欧洲人坚持着一种我称之为社团主义的无效僵化体系，从而剥夺了自己成为高就业经济体的机会，丧失了在工作场所激励智力创新的机会，同时也制约了个人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