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表示，在那些把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等同于和平自由民主体的崛起的人们眼中，中国的转型是有希望的。“这些人们的论点是‘就和我们一样’，这是非常诱人的，尤其是如果这种表达不带有一丝讽刺。”但古德曼有说服力地辩称，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很大程度上是执政党的造物（尽管并不完全是故意的），而不是经济自由或自由思维上涌的成果。

　　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古德曼表示，中国自三十年前开始改革时期以来的发展常被拿来和欧美的工业化时代作对比。

　　起初，西方新兴的资产阶级是工业化进程创造的新兴中产阶级。随着这个进程的深化，现代国家变得更复杂，产生管理和专业阶层，它们组成新的中产阶级，这个阶层并不持有资产，也不控制国家，但从服务和管理中取得收入和地位。

　　19世纪上半叶北欧拓展公民权的要求以及自由民主的崛起常被视为资产阶级崛起的必然结果。而随后的20世纪上半叶的管理革命是大众社会、大众政治和福利国家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产阶级的行为，特别是在消费模式方面，被预计为全球商业主义的一个功能。Gucci、Loewe和LV品牌瞄准米兰和纽约的富裕消费者，也瞄准北京和上海的富人。

　　但古德曼坚称中国新兴的富裕企业家与其说是新兴中产阶级，不如说是未来统治阶级的核心部分。他们跟19世纪的欧洲资本家很不一样，从既定政治体系中崛起，并仍然与之关系密切。

　　因为这不是中国的第一轮现代化潮流，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邓小平从一个内爆的农业国家召唤出非凡的工业化机器。古德曼指出，在共和国时期（1912年后），在军阀统治和殖民影响下的中国各地就不断有现代化的尝试。大部分的经济活动来源于外部或由外资所有，因此19世纪20年代初，部分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融合比80年代时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