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更近的时期崛起的企业家又是什么？古德曼强调新企业家和国家之间的密切联系，他们既不独立于也不被排除出政策制度，相反积极与之融合。这是江泽民的主要革新。他为资本家入党打开了大门。许多观察家错误地把这解释为他们将接管党。当然，事实刚好相反。

　　古德曼认为在过去二十年，国家资产的重新配置有时候不那么明确区分所有权与管理。在杭州，当一位企业家被问到是否要为他所控制的国家资产付钱。他的答案是清楚的：没有必要，这些以前就是全体人民的资产，而我们就是人民。

　　古德曼认为尽管官方已经承认存在巨大的收入差距，但这个差距仍然是被低估了，因为倾向于融入国家机器的中国商人享受着“成本较低”的资源准入和别人无法获得的有效津贴收入。

　　古德曼认为，与英美的相比，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更接近德国、日本和俄罗斯19世纪末的模式。在那些国家，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古德曼认为，在当今中国，新兴企业家如今发现他们完全被纳入了，而且许多新兴企业家似乎依赖植根于当过的家族势力网络。

　　许多新兴企业家来自专业和管理的中产阶级。而另外一些真正更独立的则被要求与国家合作，“如果他们渴望保持在增长轨道的话”。

　　这可能意味着他们可望取得地方领导地位，可能向政府交出一些资产。古德曼认为成功商人入党的需要日增。通常的世代模式是从农民中招募干部，到这些干部退休时，他们的子女变成商人，“建设父辈发展的地方关系和势力网络”。因此，在中国，“所有权、管理和控制权相互交织，越过了之前对中产阶级行为的分析。”

　　而且把新兴企业家和新兴富人提升为“新兴中间阶层”很符合当今的意识形态约束。中国所有的阶层越来越被描述为中间阶层，只是有些更中间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