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学 光华管理学院 教授
据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讯，在中国城乡居民存款总额中，农民兄弟占了相当于的多数。可是在已经进入21世纪的今天，他们中却很少有人思考过，怎么最合理地使用自己手中的闲钱，怎样当个农民金融家。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在年复一年、世世代代地过着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盖房子--娶妻子--生儿子的贫困生活。而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中的不少人则已经开始明白了，钱能生钱，钱能生息。他们已经开始在思考：怎样最科学合理地指挥手中这支大军--余钱了，或存银行，或买债券，或买国库券，或买股票。不过说实在的，他们大多也都处于初醒阶段。据笔者对20多个省市所进行的观察调查，深圳、上海、温州、珠海、顺德、广州的居民较快地具备了较高的金融意识，而其中的佼佼者，有的简直比北京大学、复旦大学毕业的金融研究生、教师还高明。他们中的一个典型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平民金融家--杨百万，他的真名叫杨怀定。
1993年7月的一天，一见到复旦大学学生会贴出的邀请杨百万讲学的海报，我就兴冲冲地赶去参加。一进济济一堂的教室，同学们便轰地笑开了，全场齐声鼓起掌来--因为看到自己的老师亦来拜杨百万为师了。杨百万，40多岁，胖胖的身材，说一口带上海口音的清晰的普通话。他的演讲生动、精彩，充满着哲理与智慧的火花--两个多小时中，无一人离场。会后，同学们介绍我和他见了面，他谦虚地说：侬是正宗的教授，向侬学习。从此，我们就认识了，多次来往，电话不断。
杨怀定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初中毕业生，曾在上海铁合金厂当过工人，后来又当了仓库保管员。当时由于生省事不富裕，他就和妻子悄悄地干起了第二职业，妻子承包了浙江上虞一家乡镇企业的销售业务，他自己也在业余干点推销活儿。由于第二职业收入不错，慢慢竟有了2.9万元余款，这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可是个不小的数字，于是老杨便出手大方起来，有时也买上几条外烟请厂里的工友们抽抽。不料这一来，却引起了工厂保卫科的注意。有一次由于他管的仓库被盗，人家怀疑他监守自盗，公安局竟突然请他谈话，他惊呆了。6天后，事情查清了，是别人干的，可这事却深深地刺激、伤害了自尊心很强的杨怀定。他想：我对工厂这么负责、热爱、到头来却不信任我。士为知已者死，不相信我，我就走！在提出辞职时，他定的第一篇经济论文《用活奖金、促进生产》在行业报刊上被发表，厂里这时才发现他是块材料，遂百般挽留，但为时已晚。就这样，在人们一个心眼往国营大工厂钻的20世纪80年代后期，他却横下一条心，辞职了。这一天是1998年4月21日。
置于死地而后生--没退路了，怎么办？干个体户，他想过，但却又不甘心。他想读书想学习，文化大革命十年使他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他多么想挣一笔钱，第一，将他从40岁辞职到60岁退休这20年的工资挣回来；第二，将他60岁退休到以后和妻子度晚年、照顾儿子的钱挣回来；第三，将他读大学、买书的钱挣回来。但干个体户，能挣回来吗？他不敢相信。于是，他钻进了最有名的上海图书馆，去年报纸，看看报上有什么致富信息。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了，他的2万余元也在一天天地减少--毕竟是坐吃山空啊！但他还是坚持天天去看报、学习。突然有一天，他眼前一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贵鲜的一个讲话赫然映入眼帘：经国务院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地内的公民可以自由买卖国库券--国库券可以由死钱变活钱了，可以流通了！他立即想到了很多很多……在南京路邮局买下了当天的《人民日报》之后，他又兴冲冲地跑到上海一家大银行的金融研究所，一们西装笔挺、戴眼镜的研究员接待了他。当杨怀定问他什么时候真正可以买卖国库券时，研究员怔住了，不行！买卖国库券是非法的！杨百万笑了，心想：别看您西装革履的，却原来是位不读书不看报的。他显得很老实地从口袋里拿出《人民日报》，研究员一看又怔住了，啊！我们还没接到红头文件呢！杨怀定于是托他打听：什么时候可以买卖，全国哪些城市可以买卖。研究员十分客气谦虚地答应了。几天后，杨怀定就弄明白了，全国有6个城市可以买卖，除上海外，最近的是安徽合肥市。怎样才能用最快的时间知道那儿的国库券价格呢？老杨又去查《安徽日报》（他多次讲：我的事业是从看报纸开始，报纸里边有黄金！），他发现，在上海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卖102--103元（因为已过了一段时间了），而《安徽日报》上介绍合肥的同种国库券只卖100元（说明当地人民急于兑现，等活钱用）。杨百万眼睛一亮，心里豁然开朗。当天，他和妻子商议后，从银行里取出了全部存款2万元，并又从亲友处借了9万元。第二天，老杨换上一身旧衣服，夹着一个旧黑包，买了张夜班去合肥的火车票，一坐就是13个小时，赶到合肥去买国库券。当时，合肥市工商银行接到上级通知，不得不买进10.65万元的国库券，正发悉这笔死钱怎么用活。杨怀定一来，就说：全买下。女业务员一听吓一跳，赶紧请了银行经理。经理说：我们有10万元，不是1万元，你听清楚啦？杨怀定笑了，将10捆1万元一扎的钱放到了桌上，说：点钱吧。这样一来，银行乐了，《安徽日报》的记者也赶来采访了。杨怀定只是讲了一通国券利息高的一般道理，并请他们继续按国家规定收购国债券；然后留下一句以后我还会的就走了。次日，他又一宿不歇地赶到上海去卖掉。辛辛苦苦第一次易地买卖国库券竟挣了1060元，而这才来回两天时间。这在上海工人人均收入200--300元的年头，可不是个小数字，杨怀定和妻子别提有多高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