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怀定休息了一天，又穿上旧衣服，挎起了旧皮包，再次坐夜车赶到合肥……坐夜班车多累啊，有一次打盹，他的钱箱被一伙小偷提走了，幸亏邻座叫醒了他，他追了几节车厢，才找回来--小偷说对不起，我们提错了。这一追把杨怀定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小偷们知道貌岸然里边有9万元，非死死地抢走不可。他说：如果钱追不回来，我也就不是今天的我了。人生平时不起眼的某一个成功的事件，或失败的事件都可能大大改变人的一生。但是，从此以后晚上坐车他再也不敢打盹了。这一来他的身体也就更累了，可是杨怀定心里却是温暖的、亮亮堂堂的，因为他知道他正在艰苦而又明明白白地奔向一个大金矿啊！就这样，杨怀定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地默默无闻来回于上海与合肥之间，说心里话，他从此对铁路、对安徽都有了感情。正是通过这种理智的易地证券交易，通过这种钱生钱的特殊的长途跋涉，杨怀定皮包里的货币不久就以6--7位数计算了。

　　但是有了钱，杨怀定心里还是不安，这么做合法吗？起先，他怕秘密泄露出去，只敢悄悄地干，但后来，他发现国库券买卖的市场非常大，就是有10--20个杨怀定也不会影响两地的价格。于是，他主不怕泄露地去求教于律师事务所。专门研究经济法的律师听了一怔，说：易地交易国库券？没听说过，待我们研究一下再回答你。天空的结果，完全合法。律师们说，国家和地方政府，一般总以为是当地买卖，但细细一想，两地买卖亦完全正当、合法，而且这还有利于全国性国债市场的形成。说实在的，今天中国的股票市场、国库券市场如此四通八达，遍及全国400多个城市，其渊源，其实质，和杨怀定当时辛辛苦苦地带着钱奔波于两省市间是完全一样的。从这个角度来讲，他真成了中国第一个异地证券交易的勇敢的吃螃蟹者--功劳大大的！

　　杨怀定仍是心里不定，他想到了国家，想到了交税。我这么赚钱，该向国家交税啊！可是查遍《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法》，却没有关于国库券交易要征税的规定。他仍不放心，又怯生生地来到上海市税务局，找到领导同志。领导同志问：您是来补税的吗？不，我是来问问题的。您做什么工作啊？一般都得交税的。但我做的事是买卖国库券，税法上没讲要交税。领导同志先是一怔，继而又惊喜地说：你是杨怀定吧？早听说你买卖国库券发了财。他们赶快打开《税法》一一细查，果然，没提这事。杨怀定问：是不是上边忘了？好，我们请示一下上级再答复您。几天后，国家财政部税务总局回电：为了促进国库券发行、流通，方便群众，国库券买卖不征税。杨怀定知道后，这才完全定了心。上海市税务局的有关领导很高兴，专门在《新闻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公民的纳税意识》的文章表扬他，说：正当不少人千方百计地逃税、漏税的时候，一位不必纳税的同志，却主动来请示税务局，是否要交税，这位同志--就是杨怀定。从此，杨怀定的大名就在上海的干部、群众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他有多少钱，有的估计有几十万，有的估计有上百万，于是都中收他杨百万--和成都市帐子大王的名字一模一样。杨怀定听到后乐了，他觉得这名字挺响亮的，既然这样，那就叫杨百万吧。于是，他在自己的名片上也公然印上这个名字。久而久之，人们反倒把他的真名都给忘了。

　　杨百万从此开始变得引入注目起来，但他真正的更高速度的发财，还是从1989年7月14他买股票开始的。当时，鉴于1988年开始的宏观经济中的治理整顿已取得了成效，而市场上的不少生产资料、消费资料卖不出去，出现了不少工厂停工，工人拿70%工资在家下岗，市场疲软的情况--这意味着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太少了--国家决定再资进行宏观调控：放松银根，将银行的贷款利率降下来--中央电视台一天三次不停地播送这条消息，这就是说：国家在告诉人民，现在你们不必将全部钱存银行了，该去买东西啦，该去搞投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