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华：据我了解，1982年，中央在讨论成立审计机关时在这个问题上是有争论的，一种觉得该隶属于人大，一种认为当隶属于政府。但那时候，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刚刚恢复，而政府是个大政府，历史的条件让我们选择了隶属政府的审计体制，审计署对总理负责。

    中国特色的审计“结合”

    记者：十年来，您访问过很多国家的审计机关，也接待过很多来访的外国审计长，您认为中国西方国家的审计有什么不同？

    李金华：我们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以传统的财务收支审计为主，解决的是真实性和合规性问题。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们还把“打假帐”作为工作重点。当时，我们审计的1200多家企业，六成企业的账目不真实，所以朱镕基同志后来提出“不作假帐”。而西方发展到今天，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了。

    我们与西方国家审计的不同关键在“结合”上。我们把审计和揭露经济犯罪、贪污腐败结合在一起，这一点，西方有些国家觉得奇怪，你不是司法机关啊？但我们和司法等其他部门有密切的配合。我们发现线索有的直接移交，有的通过领导批示移交，非常快，效率高。

    西方很多国家将绩效审计和财务收支审计分开，但我们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我们感觉还是分不开的。到一个单位去，既有财务收支上的一些违法违规问题，同时又有效益上的损失浪费问题。所以我们还是要结合。

    我们的财务收支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是结合起来的。不仅审计一个部门，而且审计领导人。经济责任审计目前世界上大概只有中国在做，其他国家可能会有，但是不多。

    我们的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是结合起来的。我坦率地跟你讲，审计监督和舆论监督结合比较好的，中国是其中的一家。我到国外去，有的审计长跟我讲，他们最头疼的就是记者，不愿意和记者打交道。

    记者：对比中外审计体制的差异，您如何评价两者的优劣？

    李金华：我们有行政决定权。我们可以依法决定没收你的非法所得，对你罚款，然后把有关人员移交给其他部门追究责任。我最近去以色列，他们的审计长就很羡慕我们有这个权力，他们没有啊。我的很多问题是通过行政手段解决的，我可以向总理报告，提出建议，所以整改得就很快，这也是外国没有的啊。

    当然，中国的审计体制也有它不足的一面，有些地方审计的独立性还有缺陷。

    记者：在本届任期内，您推动了《审计法》修正案的出台。对于修改后的《审计法》，有人认为还不够好，譬如说，地方审计机关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没有改变。这就涉及您刚才说的独立性缺陷的不足，对此您如何评价？

    李金华：修订《审计法》的时候，很多人寄希望是否能在体制上有所突破啊，是不是能够垂直啊？我跟你说，这是个宪法问题，你要变就必须修宪。

    我们这次修订，在不突破《宪法》框架的前提下，增加了一些内容，把经济责任审计，也就是离任审计，写进去了，把对国家控股的金融机构和国有企业的审计问题写进去了。再一个，在手段上，对公款私存的查询啊，会计资料、资产的封存啊，搞了一些制约性的规定。

    我认为这是好的，权力要发展，制约就须得跟上。光有权力没有制约就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