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之后，“新社会阶层”成了一个民众普遍关注的热点名词。作为“新阶层”的代表，日前，刘迎霞、刘红宇、徐冠巨、王健林和韩方明五位全国政协委员现身说法，在记者招待会上畅谈了对于“社会责任”的看法。
■“新阶层并不等于富人”
除了非公经
济人士之外，律师、注册会计师等“自由择业知识分子”都属于“新阶层”的范畴。在回答“新社会阶层会不会为穷人说话”的问题时，五位委员中的刘红宇律师表示，“新阶层”并不等于富人，“北京有16000多名律师，去年的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下的超过70％。律师是为广大民众说话的。”
刘红宇委员说，北京律师在法律援助行动中是非常踊跃的，“像北京的佟丽华律师团队，专门为贫困的农民工提供法律服务，每天都有上千位农民工到律师事务所，挤满了楼道、打爆了电话。”她还提到，北京律师协会正在落实一个“很宏大的计划”，“我们会深入基层，未来4000多个街、乡的群众都会得到及时的法律服务。”
■“贫富差距是可以解决的”
“在公众眼中，新的社会阶层是游离于体制外的一个群体，通常也是有钱人，人们看待这一群人的眼光也是比较复杂的。您觉得该如何拉近你们与普通老百姓的距离？”有记者将这样的问题抛给了全国工商联副主席、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委员。
“我没觉得这个阶层完全和社会脱离，”王委员坦言，“很多新阶层人士原来就是普通老百姓，我就是当兵转业过来成为企业家的。但这个阶层和老百姓的距离也是有的，问题在于我们刚刚改革开放30年，而前十年主要是解决吃饭问题、解决农村改革问题，后来才转移到城市。在发展当中，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还没有完全做到先富带动全体致富，所以在转型过程中和普通老百姓产生了收入差距，这是很正常的。”
王健林委员认为，“新阶层”要想和老百姓融为一体，不仅是搞扶贫、做慈善那么简单，“还包括做教育，以及创造就业的机会。我不认为现在真正存在仇富的现象。温总理的报告说得很清楚，解决中国的主要问题是靠创业带动就业，有更多的企业家创办企业，带动所有人都能体面地劳动，我相信贫富差距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宏观调控要松紧有度”
身为私营企业家的刘迎霞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新阶层人士非常关注国家针对中小企业出台的政策。她认为，经济大起大落必然会影响包括中小企业在内的所有企业的发展，宏观调控与中小企业的生存发展当然不存在矛盾，“但是实行货币从紧政策后，中小企业寻找融资渠道更难了，这就要求我们企业调整好产业结构，练好‘内功’，降低成本，加强管理，顺应时势。”刘委员希望，政府在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具体实施细则时，能够更多地考虑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经营的好坏事关国计民生，事关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平稳地发展。因此，宏观调控要松紧有度，不能‘一刀切’，确保中小企业有良好的生存发展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