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炭出口许可证值钱吗？“这个问题很多人都问，也都认为是个敏感问题，其实说白了，值不值钱不取决于证本身，而取决于焦炭市场。”焦炭界人士解释说，“2003年之前的十年中，经营焦炭出口的外贸企业80%亏损，2002年技术公司申请转让许可证时，应该也无法预见到两年后市场会怎么样吧。”

　　据焦炭界人士介绍，2004年焦炭市场忽然火起来，价格最高时涨到了每吨400美元，而在1996年时只有40多美元，2002年的时候也只有70~80美元。2005年和2006年，又跌倒了140美元左右和120美元左右，2007年又涨到470美元左右。

　　大典公司在市场火爆前的2002年取得焦炭许可证，然后赶上了2004年“千载不遇”的好运气。大晋集团也承认“大典公司获得焦炭许可证后，为技术公司改制筹措了资金。”

　　那么，作为改制的“壳”公司，大典公司的性质该如何确定？它与技术公司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

　　作为改制的“设计者”和“操作者”，大晋集团在《改革情况说明》中写道，“大典公司是技术公司深化改革的产物，也是我省外贸企业改革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做法。”“两家公司之间有着很强的关联性，没有技术公司的经营困难就不会有今天的大典公司，而没有大典公司的业务经营也不会有技术公司职工队伍的稳定。但是从法律角度看，两家公司之间不存在任何产权上的关系”， 因为“技术公司对大典公司没有国有资本投入”。

　　但是，大典公司的前身的原个人股东王春喜的证言表示，技术公司曾经为王春喜出资500万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并陆续提供200余万元的流动资金，“以补偿出让公司的损失”。

　　技术公司有关人士回应说，500万不是“出资”，而是“借资”，银行凭证可以证明，王春喜在公司成立一个月后就还了这500万。

　　另外，公诉人指控，技术公司还为大典公司的第一笔贷款提供过40万元的保证金，大典公司的业务人员也是技术公司焦炭部的业务人员。

　　最后，法庭审理判决认为，“大典公司无论从其成立过程、资金运作还是业务展开和人力资本均利用了技术公司的国有资本，故大典公司由此产生的资产，均应归技术公司所有，属于国有资产。”

　　双重身份的宋建平

　　作为国企改制的“壳”公司，大典公司的特殊性还体现在，尽管从工商登记的法律意义上说，大典公司是个民营的股份制企业，但是，在赶上国际焦炭市场红火的大好时机，取得的巨额经营收入除了初期按合作规定缴给技术公司外，股东未享受股东权益，即没有分红。

　　“因为大晋集团不允许。” 大晋集团有关人士对记者说。

　　一个法律上独立的民营企业为何如此“顺从”大晋集团这个国有企业的管理者？

　　“你可以理解为宋建平等股东们听话，也可以理解为宋建平他们是真心想借大典公司这个改制平台来解决技术公司的职工就业和未来出路，也可以理解为是大晋集团用焦炭出口配额约束他们”，该人士分析说，“但是我认为，他们之所以能遵守承诺，可能主要还是希望最终能通过改制合法解决这些遗留问题。”

　　大典公司股东们的“顺从”还不仅仅体现在不分红上，他们的人事任命、股权进出等公司事务也由大晋集团决定。

　　例如：2002年和2003年两家公司之间合作，大典公司从每吨焦炭出口收入提成5元外，其他收入全部归技术公司，就是大晋集团规定的，因为“这种约定的目的，是为技术公司改制和维持运行筹措资金。

　　2004年，技术公司进行职工身份置换，买断工龄，也是在大晋集团指导下完成的，“因为要贯彻落实山西省外经贸厅党组关于国有外贸企业改革必须实现两个推出、两种置换的要求和精神”。

　　2003年初，技术公司原经理李志斌调离后，宋建平由大晋集团安排任命为新经理，2004年宋建平买断工龄后，想辞掉技术公司的经理，但大晋集团没有同意，因为“领导让他和王玲看摊，技术公司的退休职工、办公场所等都需要钱来维持，他们不管了怎么办？”一位知情人士说。

　　2003年，李志斌调走后想把自己所持的大典公司股份转出，也没有得到大晋集团的同意，“领导说，等做好改制后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