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用下调印花税来激活股市”——北大教授霍德明接受一财经媒体记者采访时说的这话，在网络激起轩然大波：仅东方财富网，29日点击就超过15万次，近万条，大都强烈反对，因部分网友言辞过激，几千条评论三度被删(3月30日《重庆商报》)。
论股市市道，我反对“看得见的袖手”。但观这场热闹“讨伐”，我想最应该谈的是税收。
恕我直言，身为北大经济研究中心教授，霍德明坚决反对的就算并非下调印花税，而是把下调动作当成救市手段，说话也不该这种水平。因为，救市诉求只不过是开启了印花税下调的动议，此后批评现状的锋芒早已指向了交易成本、公平公正、法定契约等要素层面。倒是反驳的网友中，不乏眼界胜教授一筹的，例如：下调是对畸高的纠正，下调是归还投资人利益。
所以，这场一夫当关、万众围攻的网络战事，观点新贡献几乎为零。真正有认知价值的，是动静闹大了本身——讲权利行使，霍教授和网友都可自由表达，意见针锋相对也正常，但霍教授一语点燃火药桶却显得诡异：一场无甚新意且呈单边“讨伐”的战火，何以能烧得很旺？
我觉得，近有一块它山之石，十分助益我们思考。据新华社3月28日电，英国一家名为“乌托邦”的酒吧，3月27日“恶搞”决定提高对酒类征税的财政大臣达林，贴出其照片，下附红色“禁入”，引起了共鸣，一场酒业人士和饮酒爱好者禁止财长入酒吧的网上运动展开。
设想一下，在英国，如果一位学者宣称坚决支持提高对酒类征税会有何反响？我看，多半波澜不惊。因为，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走上税收宪政道路的国家，1688年“光荣革命”的胜利便奠基了“民主税收”——国家与公民的法定公共契约，并在此后演进中日益普及为常识。
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讯 公民普遍同意，从而符合多数人利益，是这种法定公共契约的精神实质。不管视税收为公共产品价格、收入分配形式、经济调控工具，无不弃税收是国家绝对权力与国民纯粹义务的观点，而坚持税收要寻求国家的权力与公民的义务、公民的权利与国家的职责的平衡。不同于私人契约，单个公民无法改变由法定的公共决策机制、程序形成的结果，但可充分表达意见。
所以，在税收是国家与公民的法定公共契约已成为常识的英国，学者高谈阔论不大可能太离谱，即使太离谱也不大可能太轰动，即使太轰动也不大可能被人们在舌尖上疯狂舞蹈。但无论是谁，若对现行税收有异议，则主张权利的反对都会很不客气，这种不客气不是简单怒撒怨气，而是向社会公众、特别是向财政部等国家有关机关亮明态度，诉诸于公共决策机制。
我理解，英国酒吧禁止达林入内可视为“民主税收”样本，“恶搞”财长幽默地体现了公共契约精神——提高对酒类征税，我必须服从，但我表示反对。而我国，反对下调印花税的一语竟卷起千堆雪，“讨伐”霍教授的言辞会走向愤怒走向过激，折射的正是税收的民主性欠缺、公共契约精神薄弱——财政部等不睬民意、决策不透明，霍教授就难免冤做民意“炮灰”。
我希望，自改革开放才告别国家收入非税化的我国，对别人“恶搞”财长、我们“讨伐”教授之类公共事件，公众和国家有关机关都多些理性思考，这有助于加快税收文明发展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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