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说，机构调整在职能只增不减的情况下，只会重蹈机构臃肿的覆辙。“我是赞同压缩发改委等机构职能的”。

成思危发出疑问：“出现综合性的部门来收集信息、判断形势、协调部门是有必要的。我们以往的计划经济体系的‘计划部门’就是发挥这个作用的，但是为什么到后来，综合协调的作用反而发挥不出来呢？”

他自问自答道：“要提高部门的行政效能，首要的任务就是压缩机构设置。”

他对记者们笑称：不是说改革不能够悔棋，是因为改革有路径依存的效应。走错了再悔棋，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在谈到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改革进程时，他提出了四个需要着重处理的关系——法治与人治、公平与效率、政府与市场、集权与分权。

在“法治与人治”的关系上，他认为，近年来我国在遏制官员腐败的问题上，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要取得彻底的成功，就需要在制度设置上进行有效的调整。

“我们的官员在裁量上有太大的自由度，这就是人治。”成思危尖锐地指出。

据世界财经报道http://finance.icxo.com讯，在成思危看来，依法治国是通过依法行政来实现的，但最终的落实还在于依法治官。“遗憾的是，很多地方的立法者甚至都没有意识到违宪是最大的违法。”成思危以他在全国人大的工作经验，谈宪法的绝对权威问题。

在“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上，成思危担心社会上出现的向公平复归的迹象。“不能让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

他解释说，人们在处理公平和效率的关系时，容易混淆“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之间的关系。

初次分配还是强调效率为主，二次分配来让政府担当维护社会公平的责任，而三次分配则是建立在先富阶层自愿基础上，对贫困弱势群体状况的帮助和改善。“这不是制度的范畴，是道德的范畴”。

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成思危侧重提醒的是政府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和戒尺。此一“戒尺”受限于市场的基本规律：“政府的行为举动不能违反价值规律、不能违反供求规律、不能违反竞争规律”。

在“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上，成思危认为地方在GDP上的竞逐是制度的结果。“根本上讲，动力来自于中央”——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责上的不匹配，就难以在短期内扭转地方决策者的发展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