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审裁判结果看，张荣坤案很可能已然创下了中国刑事司法史上的两项纪录，那就是没收财产数额之最和罚金数额之最。在张荣坤之前，上海的周正毅案涉案金额也同样惊人。 2004年6月1日，周正毅因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领刑三年，周所在的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也被判处罚金计人民币4000万元。但这一判罚未必在经济上伤及周正毅的筋骨。去年11月，周正毅又被法院判定犯单位行贿罪、对企业人员行贿罪、行贿罪、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和挪用资金罪，数罪并罚判处有期徒刑16年。农凯集团也第二次被判罚金，只不过这次的数额是335万元。

    我们无法预测二次领刑的周正毅是否还能 “东山再起”，但我们却必须关注反腐败司法实践中的这一怪现状，即腐败分子奉行“亏了我一个，幸福全家人”，或“蹲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这一怪现状的根源，便在于“没收财产”和“罚金”虽在《刑法》中被列为法定的“附加刑”，但事实上运用并不广泛。即便适用“没收财产”，在范围上也多限于被告人的“赃款赃物”，而立法对“赃款赃物”并未进行严禁限定，对被告人以涉案财物进行投资的赢利及其他收益，实践中也大多未予处理。再加之我国并无完善的个人征信系统，不论罚金还是没收财产，都难以因应被告人的实际财产状况，作出适当的判罚。贪污腐败分子在案发之后，转移财产几成实践中的惯例，司法机关在多数时候只能徒叹奈何。

    早在两年前，原成都市金牛区副区长马建国就曾爆出“服刑如度假”的新闻，引发了媒体热议、舆论关注。鉴于此，当时在位的中纪委书记吴官正曾要求纪检部门要“保持查办案件的高压态势，深挖腐败分子，震慑腐败分子，让他们政治上身败名裂，经济上倾家荡产，思想上后悔莫及。”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这一提法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其原委就在于，反腐机构在过去一度更为关注对腐败者的思想改造，而忽视了以经济手段对腐败分子的犯罪能力进行剥夺或限制，这样的惩治策略在事实上促发了“前腐后继”，刑罚的预防功能并未得到应有的发挥。

    张荣坤案中这两张前所未有的经济罚单，昭示了司法机关打击腐败，预防腐败的决心。当然，从整个刑事司法流程来看，期待法院一家来实现让腐败分子“在经济上倾家荡产” 是远远不够的。更为关键的反腐举措，也许还在法院的裁判之前。作为裁判机关，法院奉行的是“不告不理”原则，若是大多腐败行为背后的犯罪不能被侦查机关所侦获，或侦控机关并没有取得充分的证据来予以追诉，法院也鞭长莫及。只有侦查机关通过富有成效的侦查行为，让隐藏于暗中的腐败犯罪黑数能够暴露在阳光下，并使这些犯罪都能无一例外地进入刑事追诉程序，经济刑的适用才成为可能。对张荣坤能开出巨额罚没单，与纪检部门的辛勤工作也是密不可分的。

    鉴于目前腐败大案要案还时有发生，创下纪录的天价经济罚单绝不应仅仅出现在张荣坤案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