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本轮通货膨胀的根源，国内目前主要有两种解释。一种观点从总需求角度出发，认为是流动性过剩和投资过热导致了通货膨胀。流动性过剩源于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的外汇储备激增、因而造成的基础货币投放增加，过剩的流动性进入商品市场将会导致物价普遍上涨；而投资过热导致了对能源和初级产品的旺盛需求，从而推高了生产资料价格。另一种观点则从总供给角度出发，认为本轮通货膨胀主要表现为食品价格尤其是猪肉与蔬菜价格的上涨。由于居民对食品的需求是刚性的，因此通货膨胀的根源是供给方面的结构性因素导致供给下降。例如，农民工收入水平的上涨吸引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从而降低了养猪的劳动力数量；前些年猪肉价格处于较低水平，降低了农民养猪的积极性；等等。

    高增长时期埋下通胀的种子

    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观点分别尝试从需求和供给的角度来解析高通胀，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然而，要更加深入地剖析通胀，可能还需要我们从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分析框架中跳出来，深入到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历史中去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我们发现，中国政府长期以来实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本轮通货膨胀的发生。当前出现的物价的报复，是因为我们在经济高增长时期埋下了通胀的种子。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经济百废待兴。参照日本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中国政府实施了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战略。这种战略试图通过发展加工贸易来拉动本国经济增长并积累国民财富，最终通过产业结构的升级来完成向发达经济体的跃迁。然而，要成功实施出口导向战略，要让本国出口商品在全球市场上具有一定的竞争力，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当时惟一现实的选择，就是千方百计压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用价廉物美的策略来赢得市场。

    为了压低出口商品的国际价格，中国政府采取的策略包括：第一，长期以来维持人民币相对于发达国家货币的汇率低估，尤其是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的低估，从而压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第二，为了维持出口行业在劳动力成本方面的优势，推迟了对非熟练劳动力（主要是农民工）在社会保障、医疗、教育培训方面的改革；第三，为了降低出口商品的其他生产成本，中国政府在国内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中，刻意制造了要素市场改革滞后于产品市场改革的格局，并长期以来维持了生产要素的低廉价格，包括原油、煤炭、电力、水资源、土地等；第四，中国政府迄今并未将环境成本内部化到企业的生产成本中去，由于并未征收污染税，导致中国出口产品的生产成本被严重低估。此外，中国政府还实施了大规模的引入外资政策，相对于国内企业，给予出口导向的ＦＤＩ企业更优惠的条件，包括更廉价的土地、更优惠的所得税、更便宜的生产要素价格等。

    上述政策的确在短期和中期内促进了中国制造风靡全球，出口的高速增长既拉动了经济增长，也带来巨额的外汇储备。然而，时过境迁，近年来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弊端愈发凸显，中国政府已经到了不得不考虑调整发展战略的历史关口。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问题

    出口导向发展战略的主要问题包括：首先，出口导向发展战略导致了错误的资源配置。低估的人民币汇率水平导致了贸易品部门（制造业）相对于非贸易品部门（服务业）的过度繁荣，造成非贸易部门发展不足甚至有所停滞；其次，非熟练劳动力的薪酬待遇和社会保障长期以来不能得到提高，使得繁荣的出口状况是以牺牲一批批青年农民工的健康状况和再教育机会为代价的；再次，用压低生产要素价格来人为刺激出口，本质上是用中国的资源来补贴外国消费者，这是得不偿失和不可持续的；最后，由于环境是不可再生的，用牺牲环境来换取出口增长的做法更不可取。把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构筑在子子孙孙的痛苦之上，这种短视的做法已经引发越来越多国人的担忧甚至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