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通货膨胀，我觉得现在认识上存在一定程度的混乱。有一种说法叫“结构性”通货膨胀，这个概念本身自相矛盾。经济学上定义通货膨胀，是指物价总水平持续上升。通货膨胀这个概念就是总体的，“结构性”是说一部分物价上升，一部分不上升，这怎么叫通货膨胀呢？说“结构性”通货膨胀，就好像说“方的圆”一样。我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和我一样，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认为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是由货币超发导致的。所以我说目前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都是由出口导向和本币低估这同一根源所致。但是“结构性”通货膨胀这种说法隐含着错误的认识，也就造成错误的治理措施。比如限价措施，就是认为通胀是“结构性”的，也就可以“结构性”地来治理。通胀是总量问题，只能由总量入手来治理，限价会造成有价无市，固化不良结构等恶果。

那么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防止资产泡沫继续累积、治理通货膨胀，避免日本、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所经历过的危机，实现经济软着陆呢？

短期内确实很困难。因为货币超发已经累积了相当长的时间，而国内外的经济形势也使宏观经济当局的政策空间变得狭小。有经济学家提出人民币一次性升值的办法，说这样可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能够阻止热钱继续流入。我觉得从源头上扼制货币超发的观点看，这种想法是对的。2003年这样做大概不会有什么危险，但现在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则会是一步险棋。此外可以使用的工具还有提利率、提高准备金率和通过公开市场业务进行对冲。但美国由于次贷危机正在减息，如果中国提高利率，又会给热钱流入提供一个理由；准备金率已经很高，而且这个工具是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会使中小企业融资难；公开市场业务，一方面央票已经很多，另一方面它也是冻结银行体系流动性，会导致和提准备金率一样的问题。因此这些工具的使用空间和效果都比较有限。

所以我不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有什么灵丹妙药可以药到病除。宏观当局应该综合运用这些办法和工具，把握好分寸，短期内稳住经济，避免发生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

在这样的条件下，着力进行经济发展模式转变，由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成为走出当前困境的唯一坦途。它是无法回避的。

过去十多年的历史表明，经济发展模式之所以转变不过来，根本上还是由于政府在资源配置上权力过大，市场不能充分发挥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所以要推进国企、金融、财政等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打破垄断，消除政府对经济的微观干预，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转变政府职能，建设服务型政府。把市场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

短期的困难并不应阻碍我们进一步推进改革的脚步。30年来的改革，本身就是被困难逼出来的。正是由“大跃进”、“文革”等造成的经济、社会灾难，中国的普通民众、知识分子和党政领导人才在30年前形成了必须改革图存的共识。我们现在需要认真反思，建立一种新的共识，就是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改革的下一阶段目标，就是为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排除体制上的障碍。

我对此并不悲观。《十一五》规划已经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指导性原则。我在调研中发现，许多地方政府官员逐渐已经认识到产业升级的必要性。立法机关和许多行政部门也都在作出自己的努力，为技术创新和服务业的发展排除体制障碍。这些努力给了我们克服困难、实现产业升级的希望。

更重要的是，党政领导人已经发出了原则号召，要“坚定不移沿着改革开放伟大道路走下去”（胡锦涛）。关键是如何落实，这值得我们大家好好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