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足担大任

    在通货膨胀上升而经济增长滑落的情况下，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操作空间不足，甚至陷于左右为难的境地，进一步突显了财政政策的作用。不仅如此，在这种矛盾的走向面前，恰当的财政政策也许会更加有效。

    为了减轻通货膨胀的影响，稳定人们的通货膨胀预期，财政政策可以做四件事情：

    首先，应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和对低收入群体的补贴，保证他们的生活不因通货膨胀而降低。其次，应增加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社会性支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稳定预期最重要的措施。由于相关改革滞后和扭曲，支出的不确定性增大，人们消费行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受预防性储蓄动机支配。如果这方面的价格随着通货膨胀而进一步提高，必然会形成某种恐慌心理。再次，针对供给明显不足，价格上涨过快、对人们生活影响较大的产品，采取一些鼓励措施，提高生产者价格，增加生产者收益，以增加这些产品的投资和产出。最后，可以采取一系列减税措施，包括进一步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至5000元、调低印花税税率、积极推进增值税转型。以上所讲的减税增支措施，现在完全有条件实施，因为政府的收入已经相当多，去年超过了5万亿元，今年一季度又增长了33%。

    提高国际市场定价话语权

    治理通货膨胀的根本办法是增加供给，而增加供给的途径有二，一是增加生产，二是增加进口。

    今年以来，进口增长较快，这是符合经济调整方向的。为了保证国内市场供给，增加一些国内短缺和市场急需产品的进口是必要的；在有大量外汇储备积累的情况下，也是有能力的。

    不过，有一个重要问题亟待解决：我们的进口虽多，但没有制定价格的话语权。换句话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但在国际市场上，往往是一个小国行为，即不是价格决定者，而是价格的接受者。

    在目前的情况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飞涨，我国的进口量又比较大，因此，如何提高在国际市场价格决定方面的话语权，就成为摆在面前的重要任务。取得国际市场定价的话语权是一个激烈而艰难的博弈过程，需要我们下大力量去做，主要办法有三个：

    第一，通过做期货来买现货，即在期货价格较低时平仓进口。第二，到国外投资并购企业，掌握一部分资源。近年来，外管局、中国铝业、国家开放银行在海外并购上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各自为战、甚至相互竞争的情况不少。如何分进合击、联合出海，仍然是需要我们着力解决的重要问题。第三，在大批购买时(如对美、对法等百多亿、数百亿美元的购买)，一定要把价格压下来。

    今年第一季度，GDP增长10.6%，CPI上涨8%，与人们的预期基本相符。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中度通货膨胀时期，而经济增长还会进一步滑落；行政控制已经失效，扭曲相对价格只会使问题更加严重。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调整，不对称加息、加快汇率升值、增加转移支付和减税都是必要的。另一方面，要推进改革，在国际上，提高中国参与市场定价的话语权；在国内，通过先收取资源租金，后分享国企利润，收租和减税并行，进一步打破国企垄断，校正市场扭曲，规范市场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