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讲述的西班牙故事对中国有意义吗？我的回答是肯定无疑。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好像一直在反复提出“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公元前209年各路草莽英雄怀着对秦王朝残暴统治强烈的义愤揭竿而起，推翻了暴秦的统治，然而这种革命并没有带来它曾经允诺的公平世界，而是“彼可取而代也”，“打倒了皇帝做皇帝”，起义——新王朝——新的暴政——再起义，一次又一次地轮回。到了近代，“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更确切地说，给我们带来了顾准所说的“1789－1870－1917这股潮流”。在1949年人民共和国建立时，我们许多人都认为，问题已经得到彻底的解决，历史的“周期律”将不再重复。但是事与愿违，中国革命取得胜利18年后的1967年，当顾准目睹“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重新提出了“娜拉出走以后怎么样”的问题。

    对于1789－1917这条激进的革命道路为什么没能带来人民的福利和社会的进步，相反还转化成了雅各宾式的或斯大林式的专制主义，顾准的回答是：这一潮流的领导者设定了建立地上天国的终极目标，自认为是“人民”或“公意”的化身，因而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使用一切手段，包括专制独裁、恐怖杀戮等来实现这一目标。继顾准之后，还有不少学人从哲学、经济学、政治学乃至历史文化背景等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全方位的探索和破解。

    《西班牙旅行笔记》提供了新的佐证。它给我们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西班牙的近代历史表明，在重大的社会变革中，理想的模式是政治观点分歧双方温和派的结合。如果不是这样，只要一方出现极端派，另一方也必定分裂出自己的极端派，如果两边的温和派不能掌控局面而逐渐被边缘化，社会就会被撕裂而趋向极端，而在两个极端之间的震荡，“不走到绝路不会回头”。这就是西班牙从18世纪初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多次上演过的悲剧。就拿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的这次轮回来说，正像《西班牙旅行笔记》的作者告诉我们的，在1931年建立第二共和国的初期，虽然西班牙存在左右两派，但是两翼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对于民主、自由、人权等最底线的基本共识。它们之间的分歧，无非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民主制，另一个主张共和形式的民主制。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即使这种分歧不能通过和平协商来加以消除，也可以由选民用选票来决定，谁应当上台，谁应当下台。可是，当社会矛盾被激化，左右两边的极端派拉走了几乎所有的民众，国家分裂成了完全没有基本底线认同的两半，加上国际上德意和苏联两大集团的支持和挑动，分歧只能用全面内战的武力解决，最终以极右派将军佛朗哥的白色恐怖和40年独裁统治作为结束。

    如果左边的极端派取得胜利那又如何呢？恐怕也不可能有好的结果。就像顾准所指出的，不论个人品质多么崇高，当1789－1917传统的革命家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西班牙左派还在政权存亡未卜的内战时期，就在莫斯科的操纵下展开了极其凶残的内斗。林达为我们讲述了曾经是英国著名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作为国际纵队的一员参加西班牙内战的故事。满怀革命激情的奥威尔在国际纵队的列宁营中亲身目睹和经历的，是左翼阵营内部以“保卫人民主权”和“肃清内奸”为名进行的残酷斗争乃至人身消灭。他由此痛切地认识到极权统治以公众意志的名义恣意侵犯个人自由的极端危险性。这一经历，使他创作出对专制主义进行了深刻揭露和无情鞭挞的世界名著《动物庄园》和《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