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中旬的深圳，处于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暴雨的中心。在倾盆而下的暴雨袭击下，即使是主城区的道路也几乎化为河流。
此时的深圳同时处于一场“舆论风暴”的中心。
这场风暴起源于网络。5月22日，深圳市政府在线网站登出《深圳市近期改革纲要（征求意见稿）》（下称《纲要》），在5月26日之前向全社会征集意见。
《纲要》提出，深圳要用3年时间，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廉洁高效的服务型政府。其中具体抛出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诸领域的19条改革内容，而前八条均指向权力机构的体制改革。
“深圳将差额选举市长”，文件刚一露面，即成为境外媒体头条。这一标题来自《纲要》的第二条内容---“在区政府换届中试行区长差额选举，扩大副区长选举的差额数量，候选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开演讲、答辩，由同级人大差额选举出区长、副区长，为以后条件成熟时进行市长差额选举积累经验。”
让观察者眼前一亮的内容还有许多---在党内选举中引进竞争机制，逐步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直选范围，完善市、区两级党委差额选举制度，并适当扩大差额数量，允许参选人在一定范围内开展竞选活动；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借鉴香港廉政公署模式，研究创新我市反腐廉政的工作机构和运作模式。
几乎同时推出的另一个文件同样备受关注。5月15日，深圳政府在线公布《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努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示范市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并向广大市民网民征求意见。
这份于6月7日深圳市委四届十次会议讨论通过并于24日正式发布的文件，同样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它与《纲要》有一个共同点---将“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放在了最前面。
“以前的做法，即使要做政治方面的改革，往往也会涵盖在其他内容之中，以避免争议。”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黄卫平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将民主政治的内容放在最靠前的位置，而且如此高调征集意见，这是打破常规的，“向网友征集意见就是向全世界征集意见，而关于政改一贯的套路是先做后说。”
联想到深圳的特殊地位，对于《纲要》的出现，人们议论纷纷，有网友问：“难道深圳要搞政治特区？”
不是“政治特区”
此次改革的缘起要追溯到2007年12月25日的广东省委十届二次全会，在这次会议上，到任仅一个月的省委书记汪洋高调提出“以新一轮思想大解放推动新一轮大发展”。
此后，广东全省各地掀起了解放思想大学习大讨论的活动热潮。深圳市委确定了24个重大调研课题，由市几套班子领导分工负责，并在不久后形成了初步成果---《深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十件大事》。
2008年3月底，汪洋到深圳调研，他来到深圳莲花山公园山顶广场，向邓小平塑像敬献花篮。他对深圳的干部强调，深圳要继续发扬敢闯敢冒的精神，拿出“特”的意识、“特”的思考和“特”的措施。
“深圳特区不仅要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方面走在前列，还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方面走在前列。”他说。
在汪洋的推动下，改革方案产生。“一开始的征集意见稿并没有太多亮点，汪洋讲话之后深圳市领导指示一定要拿出有突破的方案来。”一位参与了文件咨询的学者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综观两份文件，黄卫平看到了深圳此次改革的一条脉络。“首先是突出了民主法治的地位，在政治改革中又重点突出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改革。”
《纲要》中提及的开展部分区人大代表的直接竞选，支持设立人大代表工作站以及探索区长差额选举，这些措施均与人大有关。
“第三个特点，核心内容或者最大的亮点就是选举政治，在选举上加大民主程度，使得候选人更有竞争性，选民有选择性。”
当然，“我们的选举是从属于选拔制度的。选拔是大制度，选举是小制度。最终还是选拔，但现在增加了从下而上的内容，把人民群众的权重增大了，是用选举政治来弥补过去选拔制度的不足。”
而所有特点归纳到实质，“此次改革的最大特点，是试图把现有制度内的民主空间激活。不管是竞选还是差额选举，以前法律都有规定，只是没有做，或者没有执行细则，可做可不做。”黄卫平说，因此，“深圳的改革不是戏剧性、颠覆性的改革，而是一种自我完善。”
汪洋也明确否定了“政治特区”的说法。3月31日下午，在听取深圳市关于经济社会发展以及解放思想学习讨论活动开展情况汇报时，他说，在深圳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不是要搞什么“政治特区”，而是要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具体实现形式和运行机制上率先探索，取得突破，积累经验。
不想改革的人也不得不推进改革
深圳政改的动力来自哪里？黄卫平观察深圳政坛多年，他直言不讳地说，有一些具体做事的干部是不愿意改革的。“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先锋城市，广大干部更愿意和习惯通过发展经济和经济改革来创造政绩，而无意在政治改革方面冒风险，即使面对社会利益矛盾，也更擅长用财政优势花钱买太平，而不是用民主博弈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对将民主法治建设作为各项改革之首，深圳市的各级领导在思想上还要有个逐步适应的过程，需要不断解放思想。”
这种背景下，他认为，中央的精神和汪洋的要求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另一部分动力来源，“是深圳老百姓的维权需求和政治参与需求的日益增加。” 深圳大学当代政治研究所教授汪永成对本刊记者说。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杨龙芳也抱有同样看法。他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深圳在社会层面一开始就带有强企业的特色，它的基本社会建构是一个以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这样的基础推动了深圳公民社会的日渐成熟。“深圳公民社会在社区自治上取得了较大的进步，并对深圳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演变产生了近距离影响。”
敖建南，黑瘦，脸上常带着笑容，今年约摸50岁的他比实际年龄显老。他的身份很特殊---深圳南山街道月亮湾片区“人大代表工作站联络员”。
几年前，敖建南曾因自家的房产问题和国土部门打过“一元钱官司”，尽管胜诉，他也成了小区里的“维权人物”，但他认为这样维权付出的代价太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