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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中国未来的黄金十年
2012-03-23 17:19 来源:世界财经报道 
摘要: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

  ——访《中国大趋势4》作者、经济学家高连奎

  【世界财经报道-讯】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记者:高老师,首先恭喜您的新书《中国大趋势4:中国经济未来10年》的出版,我发现您在这本书中以世界经济视野为基础,从“大经济”的角度,分析探讨中国目前所处的时代和中国经济的趋势和走向,能为我们先介绍一下在您心目中的中国未来十年应当是个什么样么?

  高连奎:我相信未来十年将是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黄金十年”,是增长最快的十年。大概在 2022年的时候,中国即可步入初步发达国家。因此十年后的中国不仅会将日本远远的甩到后面,而且即将与美国平起平坐,那时的人民币可能已经成为世界的通用货币,那时我们的国民自信心将加大的增加,那时候的中国也将在世界上承担更多的世界责任,同时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而这一重大转变即将在这十年展开,这十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重要的十年。

  记者:看来,您对未来的中国发展充满了美好的期待。但是,当前社会的矛盾还是比较严重的,高通胀带给民生的压力巨大。前不久的温总理在答记者会都发出了中国必须改革的声音。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却带不来民生的改善,改革势在必行,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连奎:经济发展为什么反而不能带来民生的改善呢?这里面有这样几种情况。

  首先是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贫富分化,这早已被历史无数次的证明,也不需要过多的解释,另外,其实还有一个比贫富分化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经济发展会导致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因为经济越发展,民众生存所必须的产品就越多,经济越发展,那些廉价的生活模式消失的越快,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就必然会出现民生的恶化,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也抵消了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民众的整体幸福感并不会增加,这一历史周期律比黄炎培所说的历史周期率更现实,也更具有现代意义和世界性意义。

  记者:物价过快上涨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经济发展带来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这是必然的经济规律。要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不是就在于如何提高民众收入?民生改革的关键是不是也就在于此?

  高连奎:当人们面临民生问题的时候,人们抱着换一个政府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也就想用政治变革来改善民生。历史经验证明,这最后都没有一个好结果。不仅仅是民众,政治掌权者也是这样,他们只看到民众的不满,而不去深究这种不满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采取的方式主要是两种,那就是“压制不满”和“释放不满”,结果这两种都不行,而且和“释放不满”比 “压制不满”更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最根本是要“消解不满”。

  其实民生问题就是民生问题,政治变革也不可能带来民生问题的改善,反而使民生更糟糕 “革命不是发生在经济最差劲的时候,而是发生在经济繁荣的时候”,这是因为经济繁荣的时候往往也是民生问题最严重的时候。

  我认为中国在启动政治改革之前,可以先进行民生改革,民生改革是中国改革最大的空间与纵深所在。对于民生改革,我的主张就是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记者:那什么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呢?

  高连奎:我们现在是与西方走的不同的模式,中国已经成为了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我认为中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比民国时期更严重,民国时期还是农业为主,但是现在人们大多是工薪人群,生活更加的没有保障,中国一旦出现混乱,那种必然出现大量的失业现象,其惨状可想而知,缺少了土地保障,而社会保障的又不完善的中国,不是比民国时期更脆弱吗!

  德国学者乌尔里希·贝克曾经提出了一个风险社会理论,认为现代社会从古典社会脱胎而出之后,即形成了风险社会,这是全球性的,“现代人类身处的社会充斥着组织化的不负责任的态度,风险的制造者以整个社会的风险为代价来保护(攫取)自己的利益。其中,主导西方的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不仅卷入了风险的制造,而且参与了对风险真相的掩盖。因此,人类应反思现代性,以应对现代社会的种种风险。”其实这就说明中国当前面临的社会风险与冲突,并不是中国一家的事情,所以,任何人不必过于紧张和过敏,大家一起坐下来开动脑筋想想办法就好了,我相信“低生存成本型社会”能解决中国现在的问题。

  对与民生保障问题,我主张实行“福利社会”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双轮驱动的保障模式,两者互为补充,福利社会主义用于保障“生老病死”的问题,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衣食住行”的方面降低民众的生活压力,福利社会是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从消费支出的角度进行社会保障,福利社会更多的依靠政府来完成,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依靠市场来完成,而且“低生存成本型”可以避免因为福利社会建设带来的高昂税负,是一种相对来说比较容易实行的经济模式,而中国已经开始实行的蔬菜直销、免税街市政策已经具备了“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的特症,希望能推出更多的此类政策。

  记者:欧债危机的爆发就是源于政府过分发展“福利社会”。我们发展“福利社会”是否也会面临着欧洲的困境呢?

  高连奎:不会的。我们可以看看那些真正的北欧福利国家,他们的福利是公认的世界最好,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欠债,在挪威甚至还有大量的财政盈余,因此可以从正面证明,一个国家是否欠债与福利多少没有关系。

  最近挪威发生了恐怖爆炸,但我们要搞清爆炸的性质,挪威爆炸的主犯是个宗教狂热主义者,自家拥有别墅,他主张纯净的欧洲,反对外来移民,因为挪威经济发展好,福利也好,所以每年招致很多人都移民到挪威,所以激起了民族主义者的不满。挪威爆炸和伦敦骚乱是两个相反的性质,伦敦骚乱是穷人抗议福利削减,很多暴乱分子都是生活不下去的穷人,他们参与暴乱只是想给孩子抢几袋奶粉而已。而挪威是因为太幸福了所致,挪威再好,也不能全世界的穷人都移民到挪威去啊!

  另外我们还可以举两个相反的例子,比如美国、比如日本也欠下了一大堆的债,但是这两个国家根本不是福利国家,美国欠债是因为小布什政府发动了两场战争,而日本欠债是因为在经济泡沫破裂后进行了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总之一个国家只要不遵守最起码的财政纪律,即使是毫无福利,照样可能欠下巨债。

  记者:中国现在面临着物价上涨压力过大如何改善民生的挑战,,大量的资金投入股市和楼市,产生了大量的房地产泡沫。房价的快速增长也是中国通胀长期居高不下的因素之一。您认为什么才是“合理的房价”?

  高连奎:中国人很喜欢拿“房价收入比”来说事,即合理的房价应与收入相适应。我不同意这种说法。

  物价从根本上由成本和投机因素决定,而工资从根本上是由劳动生产率决定的,两者不具备可比性。我们不仅买不起房,我们也买不起高档汽车,我们买不起的东西还很多,但为什么没人抱怨买不起汽车,也没人抱怨“汽车价格收入比”太高。

  中国人买不起房,根本在于工资太低,而不在于房价高。中国出现了“不涨工资”的现象是因为,中国不存在工会组织,中国企业一般不主动给员工涨工资,中国的工资浮动是通过“跳槽”来实现的,这就是中国不涨工资现象的来源。中国的工资从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的人均工资40元增长到2010年的人均2075元,已经翻了5翻多,中国经济7年左右就会翻一番,同样中国工资7年左右也会翻一番,中国人平均2年跳槽一次,跳槽一次工资增长30%左右,这就是“中国式”的工资增长。中国房价仍然会上涨,但是中国工资会增长更快,因此中国“房价收入比”将会缩小。

  记者: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明确提出过坚定不移地搞好房地产市场调控。让投机、投资性需求得到明显遏制,居民购房心态趋于理性,房地产市场逐步降温。你认为房价的过快增长是导致当前通胀的主要因素吗?

  高连奎: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因素有很多,比如货币因素,比如输入性因素等,但我认为中国到了提出地租性通胀概念的时候了,因为这才是导致中国通货膨胀的最主要因素。

  中国的地租级差化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开始的,而进入加速阶段则是从1997年住房制度改革开始的。地租级差化的过程本身就是造成通货膨胀的因素。中国用十几年的时间要完成发达国家几百年才完成的过程。在中国地租级差化的过程中,包含着两个重大转变,其一是从无地租到有地租,其次是平等地租向级差地租转变,这两个因素都大大推高了通胀。中国本身就面临着地租级差化的问题,而中国近年的房地产泡沫化就是放大了这一因素。

  中国GDP七八年才翻一番,而近年的中国房价从1997年改革以来,已经翻了十翻左右,这对通货膨胀将是多大的冲击力。当然房价的上涨与地租(含商业地租和房租)的上涨并非同步,中国也一直存在着房价上涨与房租上涨的偏离,主要表现为房价上涨快,房租上涨慢,但正是这种偏离为日后房租的报复性上涨预留了空间。要么降房价,要么涨租金,如果房价在短期内将不下来,那么租金必然会涨上去,这将是继续推高通货膨胀的主要因素。

  在经典的通货膨胀理论中,并没有地租性通胀的概念,因为发达国家的城市化进程非常慢,并且他们也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阶段,一般情况下,地租性通胀不会成为西方发达国家通胀膨胀的主要根源。其实现在的经济学教材中也都没有了地租这一章。而中国的情况正好完全相反,地租级差是中国通胀的主要原因。没有学者再从地租的角度来分析通货膨胀。而这是中国的主要问题所在,我们必须重新提出“地租性通胀”这个概念,才能抓住问题的根本。

  记者:中国一方面要应对高通胀带给民生的压力,一方面也要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下降的风险。中国今年2月全球贸易赤字达到315亿美元,一月份贸易顺差为272.8亿美元。据说这是1990年代以来中国最大的单月贸易逆差。这巨大的贸易赤字对中国来是不是一件好事情呢?

  高连奎:当一个国家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个经济体离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当年亚洲四小虎的经济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亚洲四小虎在对外贸易上存在逆差;阿根廷经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还是与贸易逆差有关系,中国现在确实存在贸易顺差,而且外汇储备非常的丰富,好像长期性贸易逆差还是离中国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首先,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海外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增大,第三,中国入世的红利已经享受殆尽,而中国出口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下去,这三个方面同时作用,中国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何况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已经不是很大。

  记者:说了这么多中国在改革进程中需要关注的地方,中国未来经济高速发展的路上并不平坦。中国的问题很多,这也让一些人有了“唱空中国”的论调,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高连奎:很多人在看空中国的人很多,既有海外的,也有中国的,但是中国的发展大潮并不会因为这些人而消退。

  中国经济未来十年仍然是“黄金十年”,当然这黄金十年,笔者主要指的是经济,而不包含民生,因为经济是经济学者可以预测的,而民生是政治,是没有规律可循的。如果我们,特别是商业人士过度恐惧,就会错判机遇,以至于丧失机遇。未来十年的机遇中国以前没有,今后也不会有。

  与之前相比,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首要表现在量上,中国人均GDP从十几美圆增加到4000美元,用了六十多年,可是再增加4000美元,或许只需几年时间,从这个角度讲,将来十年的经济增加将远远超过以前几十年的增加;假如与今后比照,将来十年中国经济增加的优势则表现在速度上,这或许是中国继续经济高速增加的最后十年。

  中国人均GDP到达15000美元后也将进入一个低速增加期。从这两个方面本人们就能够看出,将来十年是一个何等的黄金时期,这必将是中国经济“从质变到质变”的十年。

  记者:那就让我们共同关注中国未来的黄金十年!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转载务必注明:世界财经报道 finance.icx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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