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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演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3-05-27 13:26 来源:世界财经报道 
摘要: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着名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

  【不幸的中东】一年后的中东依然乱象丛生,从穆巴拉克,到卡扎菲,再到阿萨德,中国有句老话,叫“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中东的不幸,至少给我们两个启示。第一,中东为什么与现代文明错失交臂?在历史上,阿拉伯民族曾是一个优秀的民族,曾经开启了代数学和三角学等科学学科。但在近现代史上,与西方世界远隔千山万水的东亚,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韩国取得了惊人的现代化成就,中国在经历了洋务运动失败和诸多混乱后最终也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而与欧洲仅有地中海之隔的阿拉伯世界似乎一直未能驶上现代化的航程,这可能与其发现了丰富的石油矿藏不无关系,即所谓“资源诅咒”。第二,文明的进步往往是整体性的和渐进式的,一个国家的文明水平很难在一夜之间实现跃迁。穆巴拉克年轻的时候是个改革者,不幸的是他干了四十多年,老百姓不干了,把他赶下了台。选上来一个穆尔西,悄悄地还是想搞独裁,老百姓又上街了。今天的开罗,和三年以前没有太大的区别。

  观察近年来的国际经济金融形势,还有一个无法回避的主题词,叫做“疯狂的货币”。2008年后的世界,围绕着货币,演绎了一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博弈,先是美元的量化宽松,接着是欧元几近崩溃,再到最近日元的无限量化宽松,货币贬值的竞赛似乎方兴未艾。

  过去一年中,中国周边的环境,首先是黄岩岛,然后是钓鱼岛,然后是北朝鲜,树欲静而风不止。在某种意义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迅速改变了世界地缘政治的版图,在可预见的未来,国际环境的困难局面将会成为常态,中国必须学会“与狼共舞”。

  【纠结的中国】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中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人类社会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数量如此之多的人群,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让生活发生了如此巨大的改变。我们目力所及的范围之内,大部分能生产的东西,中国几乎都成为世界第一,手机、电脑、DVD、电视机、洗衣机,等等,产量均居世界第一。中国成功地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工厂”。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贫穷的年代,感受到了过去30年物质生活爆炸式的增长。这让我们想起了狄更斯的一句名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但也正如他的名言所警示的那样,事物往往有它的另外一面。今年以来,突如其来的雾霾使大家不知所措,在2013年的第1个月中,北京没有雾霾的日子只有五天。但天气糟糕的远远不只是北京。2012年世卫组织对全球1100个城市空气质量进行了排名,北京排名1035位,进入排名的31个省会城市中,海口排名最好,名列第814位。

  近年来,中国创造了一个流行词叫做“纠结”。今天的中国,可能最不缺的就是“纠结”,它几乎成为我们时代的特征。我们很容易在一个产品——iPhone5中观察到这种“纠结”。2012年9月,这一边,我们看到中国社会热烈追捧刚刚出炉的iPhone5,在上市的第一天就抢购一空,于是很多人会不远万里飞到纽约去抢购,新浪上有一张新闻图片,在纽约苹果的旗舰店门口排队的人群里,中国人超过了1/3,这张图片的标题叫“iPhone5在纽约开卖,美国因华人而笑了”;那一边,在同一个月,我们看到,生产iPhone5的富士康,太原和郑州的场区接连发生骚乱。这个纠结的背后是中国在世界产业链中严重缺乏谈判力。在iPhone5近400美元的价值链中,富士康只拿到不到7美元的加工费。郭台铭是个资本家,富士康的管理也无疑存在着很多问题,但一个更加尖锐的事实是,在全球产业链中仅有这样的谈判力。即使郭台铭变成活雷锋,大概也不够分。

  同样不缺“纠结”的,是2012年的国庆黄金周。这一边,我们看到中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涌向全国各地的旅游景点,以及世界各国的购物胜地,几乎使中国的黄金周成为了世界的黄金周;那一边,我们也看到,高速公路拥堵、车辆排起长龙,海滩上遗弃的垃圾须以吨计量,在风景名胜因为排队加塞而拨刀相向,如此等等。偏偏这个时候有人去问大家“你幸福吗?”,难怪会有人说“我姓曾”。这个纠结的背后,凸显了迅速前行的中国社会遭遇到的各种问题,基础设施亟待改进,道德水平亟待提高,还有社会激增的期望值与经济社会的进步速度之间可能产生的落差。

  【中等收入陷阱之谜】这种落差,或许能帮助我们理解经济学上着名的中等收入陷阱之谜。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指的是当一国的经济水平发展到人均GDP达到3000-4000美元之后,往往会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比较典型的国家有阿根廷、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等。其中,最有名的是阿根廷。100年前的今天,1913年,阿根廷的人均GDP接近4000美元,随后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不幸地经历了经济停滞、民主乱象、贫富分化、腐败多发、过度城市化、公共服务短缺、就业困难、社会动荡、信仰缺失、金融体系脆弱等十大社会乱象。100年后的今天,阿根廷依旧未能跨出这一陷阱,仍是南美洲最贫穷的国家之一。与阿根廷几乎在同一起跑线上起步的美国,1913年的人均GDP大约也在4000美元,今天已经达到48000美元。

  关于中等收入也有一些比较宽松的定义,例如世行有一种定义,人均800美元就算是中等收入。按照这种定义统计,1950年的时候,世界上就有将近100个国家跨入了中等收入门槛,但是60年过去了,将近90个国家没有走出来。

  经济学界关于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着作汗牛充栋,但问题的本质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简单。在经济发展的早期,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人民的期望基本契合,甚至会超预期,但达到一定阶段以后,经济的发展可能会遭遇瓶颈。例如,创新经济的发展,往往需要依靠教育水平的提高,科研水平的提高,法律体制的完善,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等等。经济学上称之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个提高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与此同时,社会期望值的增长不会止步,它往往会一日千里,往往会是线性的,或者是加速的。两者的剪刀差,带来了很多国家社会的失落乃至动荡。

  这可能是为什么往往是在经济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之后,社会容易出现问题的根源。当然,这个经济增长的瓶颈期,或者饱和期、平缓期究竟是出现在人均GDP800美元还是1000美元、还是2000、3000、4000美元时,可能会因为国情或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却是任何国家发展道路上必经的一个阶段。

  2010年底,中国的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但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跨入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门槛,现在的问题是另一只脚怎样尽快地跨出来。我们清楚地看到有些问题在我们的社会已经显现,需要面对的是,怎样以最快的方式平稳地渡过这么一个危险的阶段。

  或许,唯一正确的答案应该是,加快改革的步伐,加快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使之赶上社会期望值的激增。尽管管理社会预期也是国家治理的必要举措,但在这方面努力的结果往往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从中国社会内部的发展驱动力来说如此,外部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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