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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演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3-05-27 13:26 来源:世界财经报道 
摘要: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着名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

  【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就是中国资本市场要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应该说,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程,是和对外开放的过程紧密相连的。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先后诞生了B股,H股,第一家合资券商,第一家合资基金公司,后来有了QDII和QFII,以及第一家合资期货公司。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本身也有收获,两者之间是一种相互学习补充的关系,即使是竞争,都是对双方有利的,因为最好的学习就是在市场中竞争去提高自己。

  2012年,我国资本市场引进了更多地QFII。QFII制度已经运行了十年了,但外资在中国市场中的占比还不到1%。在很多新兴市场中,外资的比例大概可以达到20%、30%的水平,而长期机构投资者的增多对市场的发展也是非常有利的。所以去年QFII的家数和投资额度就增加了很多,新增数量有72家,新增总投资额度达到144亿美元。

  在中国资本市场对外开放的过程中,有一点非常重要,那就是我们对自己一定要有自信。中国改革开放30年,除了一些不能开放的行业如军工、基础设施等等,凡是最开放的,结果我们往往都是最强大的,如家用电器,中国的电视机已经可以远销欧美;凡是最不开放的,结果仍然是最落后的,如汽车,今天满街跑的都仍然是外国品牌。金融亦如此,一个根本的原因是中国人学习外国的东西,远比外国人学习中国的东西快。开个玩笑讲,中国人在华尔街可以做到合伙人,在硅谷可以创办公司到纳斯达克去上市,外国人在中国混得最好的叫大山,还是在电视上教英语。我在基金部工作的几年中,曾经观察过中国本土基金公司和中外合资基金公司的竞争,发现开放数年后,行业的前十名,基本上都是本土公司。而且,很多本土公司的国际化程度甚至远超于合资公司,为什么?因为合资公司的竞争缘故,本土公司把大量的员工送到国外学习培训,有的比例竟高达70%。另外一个重要的有利于我们的因素是,市场本身是在中国的,培养出来的人才也是不会流失的。

  【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智库】为了更好地建设一个有利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资本市场,就需要更多的人才参与进来,需要建设一些服务于中国经济金融改革的智库。我借今天这个机会介绍一下证监会的研究部门,欢迎大家与我们合作。证监会的政策研究机构最早叫政研室,2000年左右成立了一个规划委,从海外招聘了一些人回国参与资本市场的建设,我就是那时候加入证监会的。后来这个机构演变成为研究中心,现在由四个主体组成,研究中心、规划委、博士后工作站、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四支队伍在一起共同工作,非常热闹,一开会有七八十个人。

  这四个机构是怎样分工的呢?研究中心是证监会内设的一个部门,与证监会其他业务部门是一个并列与对接的关系。规划委用来招聘中高层人才,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和研究,随后会到会内各个部门参与到具体业务工作中去。博士后工作站是前年成立的,去年从150多个报名者中选出了12个,我们用这个渠道招聘国内的优秀人才。北京证券期货研究院是去年成立的,去年我们从哈佛开始,去了哥伦比亚、芝加哥、伯克利等大学,给2000多名中国留学生介绍国内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改革发展情况,有900多人报考,最后选了30多个人。这些平台确保我们能够团结到有本土经验、国际视野和业界经验的各类人才,这些机构的演进过程也说明了中国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体系中较为市场化和国际化的部分,客观上需要不断从国内和国际市场补充优秀人才。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些平台建设成为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智库,也能为中国经济社会其他的改革发展出谋划策。所以我们也非常真诚地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努力,参与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来,共同推动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这与我们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模式和阶段有很大关系。首先,中国的模式和美国完全不一样,我们是自上而下,美国是自下而上;其次,中国处在市场发展的初级阶段,政府或监管部门对市场的发展影响很大。监管部门有一些好的想法,决策比较正确,市场的发展可能就会少走些弯路;但是如果监管部门的想法有了偏差,就会耽误市场的发展。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大,要求也高,大家进来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但如果你在美国,可能美国证监会没有这些类似的使命,因为美国的市场已经很成熟,监管部门主要的工作可能就是常规监管,制度建设和影响市场长远发展的工作就少一些。在成熟市场,可能更激动人心的地方是市场一线,如高盛、摩根斯坦利等机构,市场机构能发挥的作用和影响更大一些。

  第三部分 大国的兴起和衰落

  最后,我们谈一个大的话题,大国的崛起和衰落。尽管这个话题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事实上,这是每个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中国知识分子都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紫禁城里的警示牌】最近有机会参观了第一历史档案馆,里面陈列着一些明清时代重要的历史文物,其中有一件不太起眼的文物,引起了我的注意。这是一块木制的牌匾,立于顺治12年,颇有肃杀之气。匾上的文字是这样的:“中官之设,虽自古不废,然任使失宜,遂贻祸乱。近如明朝王振、汪直、曹吉祥、刘瑾、魏忠贤等,专擅威权,干预朝政,开厂缉事,枉杀无辜,出阵典兵,流毒边境,甚至谋为不规,陷害忠良,煽引党类,称功颂德,以致国事日非,覆辙相寻,足为鉴戒。朕今裁定内官衙门及员数执掌,法制甚明,以后但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属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特立铁碑,世世遵守”。大概意思是说,明朝宦官当政误国,导致国家崩溃了,所以清朝就要严防宦官干政,以后但凡有清朝的宦官犯法干政,即行凌迟处死,定不姑贷。据说最开始的一块牌匾是铁制的,后来用木匾复制了很多块,在紫禁城的多处都悬挂着,时时提醒和警示太监们。

  这块牌匾的背后,折射了康乾盛世的原因。台湾人傅乐成所着的《中国通史》中,有这么一段文字:“中国历史上促成改朝换代的内在因素,不外四端,即: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但满人能使这四种因素的危险性,减到最低的程度。”也就是说,清朝建国后,总结了历朝历代出问题的原因,无非是四个,及外戚如吕后篡权,宦官如明朝魏忠贤,权臣如司马懿篡位,藩镇如安史之乱。于是清室用了很多的制度安排来降低外戚、宦官、权臣和藩镇对政权稳定的威胁,紫禁城里的这块牌匾便是威慑太监的制度安排之一。这些努力果然很奏效,清军入关,作为异族入主中原,不到几十年的治理,便引来了康乾盛世,长达近150年。

  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珍藏着另外一件文物,是乾隆皇帝登基那年的元旦开笔,在洒金宣纸上手书了昭告天下的祝福,上面的文字是:“元年元旦海宇同禧和气致祥丰年为瑞”,并且“愿共天下臣民永享升平”、“所愿必遂所求必成吉祥如意”。此时的乾隆皇帝,志满意得。此时的中国,经济总量占到全球的三分之一,而且还是全世界最有秩序的国家,所谓礼仪天下。这一年,是1736年,离宣告清王朝走向崩溃的第一次鸦片战争,相距大致正好1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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