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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斌演讲: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3-05-27 13:26 来源:世界财经报道 
摘要:1974年,邓小平第一次复出,代表中国参加联合国代表大会,提出了着名的划分三个世界的论断。“星期天,邓小平在纽约的行程有一些空闲时间,手下人问他想做点儿什么,邓小平干脆地说:‘去华尔街看看。’在邓小平看来,华尔街不但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象征,而且是美国经济实力的象征。

  【通产省产业规划与128高速公路】有没有其他的发展模式?实际上,就国与国的竞争而言,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日本曾经一度非常接近美国,甚至大有要超过美国的趋势,搞得美国人很是紧张,但很快凋谢了,其中的原因很多。在高科技方面,日本做了很多带有行政色彩的努力,通产省常年要做战略新兴产业规划,做了30年,新兴产业几乎全部错过,高科技方面依然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地模仿。

  在美国本土之内也有一个非常着名的区域竞争,就是128高速公路工业园区与硅谷之争。128高速公路工业园区在波士顿地区,依托于麻省理工学院(MIT)和哈佛大学,而硅谷依托于斯坦福和伯克利大学。应该说,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科技研究方面,麻省理工和哈佛的实力远逊于斯坦福和伯克利,但是128公路旁边的工业园区,除了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因接受美国军方的订单而昙花一现以外,真正的高科技产业从来没有真正地兴起过。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在哈佛念书,却都不远千里到西部创业,为什么?因为西部的风险投资比较活跃,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机制比较自由,创业气氛也因之而比较热烈,而东部的风险投资远没有西部活跃。

  所以归根到底,资本和科技的结合才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的核心。我们前两天在中关村调研时,北京市有一位领导讲,他原来不了解金融,也不是搞高科技的,后来突然被分管高科技,工作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发展高科技最重要的还是金融,因为如果没有金融,没有资本市场的催化,高科技产业就找不到方向。我非常认同他的观点。

  【惊人相似的历史】我们也可以检验一下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比较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两位经济学家,曾在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统计了过去50年间,全球17个经济体,在大大小小84次经济金融危机后经济复苏的情况。结果发现,资本市场主导的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4个国家,在危机后经济反弹的速度最快,而银行主导的西班牙、奥地利、葡萄牙、比利时、德国、意大利6个国家,经济复苏的速度最慢,其中的几个国家正是今天欧债危机的主要成员国,说明了金融结构与经济弹性的紧密关联。

  2008年的金融危机后,美欧日经济复苏的差异,再次验证了这一点。过去三年中,位于危机中心的美国经济已经实现了增长,而且涌现了苹果和脸谱这样的新兴产业,而远隔大西洋的欧元区经济却深陷欧债危机的深渊,无望复苏,远隔太平洋的日本经济也非常疲软。金融危机没有发生在伦敦,也没有发生在东京,而是发生在纽约,为什么美国经济的复苏速度远远超过了欧盟和日本?其根本的区别在于两种金融体制的弹性、对风险的化解能力和资源配置的效率不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差别可以借用李鸿章在甲午海战后的一句话来理解,“日本船小好调头,中国船大难掉头”。在资本市场上,作决策的主体比较小,比较分散,决策快,在危机之中,即使危机没有完全过去,看到经济中新的增长点,他们也可以迅速地跟进。我们看到,苹果的崛起正是发生在金融危机之后的三年中。而银行往往由于过于庞大,决策的机制比较缓慢,会错过很多机遇,因此,危机后复苏的步伐相对较慢。说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金融结构,对一个国家经济的弹性、对应对危机和恢复增长的推动力,是相对有利的。所以我们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非常明确,应该进一步市场化,让更多的金融资源通过市场配置,更快地发展资本市场。

  【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30年后,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我们把它称为中国经济的两个堰塞湖。过去30年,GDP增长178倍,而总储蓄余额增长了1619倍。巨大的财富积累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财富多了找不到地方投资,就会不断出现炒房、炒矿、炒棉花等各种怪现象。不仅如此,国内炒不够还要去国外炒,据说炒得澳大利亚人买不起房子了,去年澳大利亚政府出了一个限购令,专门针对中国人,这个限购令比较粗暴,第一是罚款,第二是坐牢。去年,还看到一条新闻,说温哥华有很多中国的富二代开着法拉利在高速上飙车,被警察全部抓了起来。我们且不论这些现象严重地损坏了中国人民的形象,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怎样让这些社会富余的资金回流社会,支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这些资金本身也需要保值增值。所以我们讲,中国经济的第一个堰塞湖就是资金的堰塞湖。

  中国社会还有一个堰塞湖叫企业堰塞湖。中国的中小企业家数超过了1000万家,浙江销售过亿的企业超过了1万家,中关村科技企业达到上市财务标准的是1000家,证监会门口排队的是800家。我们也想研究一下别的国家是怎么解决类似问题的,例如俄罗斯、巴西,发现人家没有这么多的企业要上市,也没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吃苦去创业办公司。人类社会大概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一个国家,第一是人多,13亿;第二是恨不得每个人都要办公司,一般都办三个,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企业家,名片的正反两面都印满了,还没有把他们的公司印完;第三是现在都搞明白了,办一个公司就要上市。

  【怎样才能高峡出平湖】应该说,财富的积累和创业的唤醒,这两件事分别都是幸事,是中国社会得以不断前进的动力。但是,却分别形成了两大堰塞湖,成为了悬在我们头顶达摩克里斯之剑,孕育着极大的社会风险。为什么?因为中国的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不发达,使得这两者无法对接。而如果我们能够打通它们,哪怕是部分打通,高峡出平湖,释放出来的生产力可以不低于包产到户,足以能够使得中国顺利走过未来十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打通的过程,就是中国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资本市场的建设过程,而这是一个巨大的系统性工程。

  现在温州金改是个非常热门的话题,我们去调研了两次,发现这个城市的问题很有意思,一方面有大量的企业家找不到钱,另外一方面有大量的资金无处投资,离开温州,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去投机,根源在于金融市场不发达,金融的市场化程度还不够。

  温州是中国的缩影,温州金改是一个城市的改革,但它折射了中国金融未来的三大转变:第一个转变是我们要从一个间接融资绝对主导的金融体系,转向一个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相平衡的发展模式;第二个转变是要从大一统的自上而下的金融发展模式,走向地方金融市场有一定的自我生长发展空间的模式;第三个就是从以国有金融机构绝对主导,走向国有金融机构和民营金融机构共同发展壮大的发展模式。

  我们很难想象中国经济如果不借助资本市场去转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如果过多依赖行政之手去转型的话,或许会出现更多的光伏产业这样的案例,造成巨大的浪费。唯一的办法就是合理布局有形的手和无形的手,更多地通过市场来配置资源,来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当然市场本身并不完美,需要我们用有形的手去推动改革,加强监管,不断完善,实现金融发展和经济转型的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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